西方人看来这是原则性的变化，因此心存怀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私人关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这都是为人处世中完整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把未完成既定目标看作是犯了“错误”。一旦某个方针失败，他们就将之放弃，他们没有固守失败的习惯，他们说“噬脐莫及”。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是被认为获得世界钦佩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钦佩要用武力来获取。这种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他们都忍受了。1945年8月14日，日本至高无上的天皇向世界宣布日本战败了。他们接受了战败所包含的一切事情：这意味着美军的进驻，于是他们就欢迎美军；这意味着他们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就主动地着手制定一部放弃战争的宪法。在日本投降后十天，日本的一份报纸《读卖报知》就能够谈及“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并论述道：“一国的军事失败与它的民族的文化价值无关，我们心中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应该把军事失败视为一种转机……为了使日本国民真正地面对世界，客观地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国家失败这样一种巨大的牺牲也是必要的。至今歪曲日本人思考的一切不合理的事必须用坦率的分析予以消除……我们要拿出勇气来正视战败这一严酷的事实，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明天抱有信心。”这就是说他们已尝试过一种行动方针失败了，从今天起要尝试一下和平的生活艺术。日本各种报纸的社论都重复地论述说，“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中受到尊敬”，在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敬是日本国民的责任。
这些报纸社论并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以及农村的街头巷尾的普通民众都进行着同样的巨大转变。这些曾经发誓用竹矛战斗到死而今却变成友好国民的日本人让美国占领军感觉难以置信。日本人的伦理包含的许多东西是美国人难以接受的，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得到的种种经验雄辩地证明，哪怕是一种不同的伦理，也会有很多方面值得赞同。
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国对日管理当局承认了日本人开始新航程的能力。它没有强制采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妨碍他们的这一进程，而如果我们按西方的伦理使用这种方法的话，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根据西方伦理的信条，羞辱与刑罚是使作恶者认罪的有效社会手段。他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话，这就是第一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日本人是另外一种看法。按照他们的伦理，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某个过错的必然后果是使他确认不再这样去做。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一次总体战中的失败。屈辱会使日本人感到愤恨，但这些情况却不像屈辱那样让人感到愤恨。按照日本人的观点，一个人或国家是以诽谤、嘲笑、侮辱、轻蔑和坚持口诛笔伐来羞辱其他人或国家的。当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羞辱时，报复成为一种美德。不管西方伦理如何强烈地谴责这种信条，美国占领的有效性却取决于在这一点上的自我克制。日本人认为愤慨的嘲笑与战败的“必然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投降条件，“必然后果”包括非军事化、甚至负担苛刻的赔偿义务这样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