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日本也将试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西方制度并不是可以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被信赖的工具，就像在美国一样。普选与由当选者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威将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产生更多的问题。当这些困难扩大时，日本人就会修改我们赖以实现民主的方法。那时美国人会愤怒地说这场战争白打了。我们对自己的办法深信不疑，然而，今后的很长时间内，在把日本重新建立成和平国家的过程中，普选的作用无关紧要。自19世纪90年代首次尝试选举以来，日本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不能说小泉八云当时记述的那些旧困难不会重现：
在甚至会付出生命的激烈竞选中，真的不存在任何个人仇恨；在激烈程度令陌生人感到惊愕的国会辩论中几乎也不存在任何个人对抗。政治斗争并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各藩之间或党派之间的利益斗争，而且各个藩或各个党派的狂热追随者把新政治理解为仅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较近的本世纪20年代的几次选举中，农村人常在投票前说：“洗净脑袋准备被砍。”这句话把选举战与过去的特权武士对平民的攻击同样看待。甚至在今天，日本选举中所含的某种意义也与美国有所不同，而且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也与此无关。
这种能力才是日本可以用来把自己改造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即它能就某种行动方针说：“这已经失败了”，然后将其努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他们曾试图以战争来获得其“适当位置”，但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放弃了这一方针。日本人从小到大所受到的一切训练就把他们塑造成了能够见风使舵的人。任何一个专制的民族在发动战争时总会借用“主义、原则”的名义，即使在向敌人投降时，他们也会自欺欺人地说：“可悲呀，正义伴随着我们的失败而消亡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们为下一次“正义”的胜利而努力。否则，他们就捶胸顿足地忏悔自己的罪过。日本人却既不坚持“正义”，也不必忏悔罪过。日本投降五天后，美国人尚未在日本登陆，东京的一家大报《每日新闻》竟能在谈及失败和由失败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这一切对最终拯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强调，任何人一刻也不要忘记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因为企图仅以武力建立日本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此后和平道路就是日本必须走的道路。东京的另一家大报《朝日新闻》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日本国内与国际政策的“重大错误”就是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论述道，“过去那种一无所获损失惨重的旧态度必须抛弃，取而代之的就是扎根于国际合作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