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们对媾和条件的宽严的议论无止无休。真正的问题不是宽或严，而是恰如其分、不多不少的严厉，以摧毁危险的、侵略性的传统模式，并树起新的目标。要根据该民族的特点及其传统的社会秩序选择相适应的手段。在德国，普鲁士式的专制主义深深扎根于家庭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所以要为德国制定适合德国的媾和条款。对日本，明智的和平政策应该要与德国不同。德国人并不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自己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负恩者。他们奋斗并不是为了偿还不可计数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做牺牲者。父亲是一个专制的人物，他像其他所有占据较高地位的人那样推行德国人所谓的“强制尊敬”。他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就会感到惶恐。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在青年时代都反抗其专制的父亲，但他们成年后，却还是要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向单调无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屈服。青年期反狂飙运动的那几年的生活是他们一生中最有朝气的生活。
极端的专制主义算不上日本文化中的问题。日本父亲对小孩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的观察者们看来是西方所见不到的行为。日本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与父亲之间存在某种真正的亲情，而且公开崇拜自己的父亲。所以父亲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能做出父亲所希望的行动。但父亲对幼儿并不严厉，因此青年时期也不是反抗父辈权威的时期。相反，在世人的眼光中，这是一个代表着对家庭负责和孝顺的时期。正如日本人所说，他们“为了练习”，“为了修养”而向其父亲表示敬意，这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对象只是一种象征，他是等级制和正确地待人接物的代表。
孩子在儿童时期通过与父亲相处的经验而学会的这种态度成为贯穿日本社会的一个模式。因处于等级制上层而备受尊敬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掌握实权；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并不一定就能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平民，其背后都有顾问和地下势力在背后操纵。对日本社会这方面的最准确的说明，是一个类似于黑龙会的超国粹团体的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所谈的一段话，他说：“日本社会是一个大三角，它是被固定某一角的图钉所控制的。”换言之，三角摆在桌子上，人人都能看见，图钉则是看不见的。三角有时向右偏有时向左偏，但都是以一个隐蔽的轴为中心摆动。借用西方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在反省时，我们发现人们仍在努力使专制和强权继续盖着神秘的面纱，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表现为对国家最高象征的忠诚，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个象征的东西往往并无实权。如日本人揭开隐蔽力量的权力之源，他们就会把这种行为看作谋私利，这行为是与他们的制度不相称的。这种看法跟他们对高利贷和暴发户的看法一样。
日本人因为这样观察其世界而对剥削和不公正进行反抗，但却不会因此而成为革命者。他们并没有破坏其社会组织的打算。他们可以像明治时期那样在不破坏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实现最彻底的改革。他们将这种改革称为“复古”，即“复归”过去。他们并不是革命者。那些西方著述家们，他们有的希望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掀起群众运动，有的夸大战时日本的地下势力的作用并期望他们在日本投降前能夺权，有的预言日本投降后激进政策将在选举中获胜，而他们全都严重地错估了形势。没有预言正确的。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所发表的演说更为准确地道出了日本人的心声。他说：
“新日本的政府采取尊重全体国民整体意愿民主主义的形态……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就把国民的意志作为他自己的意志。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政治就是这种精神的正确体现。”
这种对民主的表述在美国人看来简直一文不值，但日本更乐意以这种表述为基础，而不是以西方意识形态为基础扩大国民自由的范围，为国民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