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作了各种努力，使这种“尽忠”的对象慢慢转向具体的人并且在这里特指天皇本人。维新以后的第一位天皇是一位杰出而威严的人物，在其漫长的统治期间，他在其臣民眼中很容易就成了日本的国体象征。他偶然地公开露面都有隆重的安排。人们跪在地上鸦雀无声，也没有人敢抬头看一眼。任何人都不得俯视天皇，所以一楼以上的窗户要全部关闭。天皇同某高级顾问的接触同样带有等级制的特点。不能说天皇召见参政者，而是少数拥有特别权限的“阁下”们“奉赐拜谒”。绝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发布诏书，一般只发布道德、节俭、安抚民心的诏书。当天皇快死时，日本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寺院，所有人虔诚地为他祈祷。
通过这种种方式天皇变成了一个超脱于国内争端的象征。就像美国对星条旗的忠诚超出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不可侵犯的”。我们为国旗设定了某种仪制，而这种仪制是不适用于个人的。但是日本人彻底地利用了其最高象征的人性。国民可以敬仰，天皇能回报。因为天皇“关怀国民”，他们就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了“宽慰陛下”，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在日本这个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国家，天皇作为忠诚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过国旗。实习老师如果对学生们说人的最高职责是爱国，他就会受到指责，因为必须说成是报天皇之恩。
“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筑了双重体系。臣民对上可不经中间人而直接面对天皇，他通过自己的行动直接“宽慰陛下之心”。但是，天皇的命令又是经过天皇和大臣之间的很多人一层层传达的。“这是天皇御旨”这句话体现的强制力和感召力，唤起人们忠诚的能力恐怕是任何其他近代国家的强制力都无法比拟的。罗里描写过和平时期军队演习的一个事例，当时一位军官带着一个联队出去行军，他下了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喝水壶中的水。日本军队的训练非常强调培养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停顿地持续行军五六十英里的能力。这一天由于口渴和疲劳，二十个人倒下了，其中五个死了。检查他们的水壶时，发现其中的水都没有喝过。“军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
在民政管理方面，从死亡到税收的每一件事情也都受到“忠”的约束。税务官、警官、地方征兵官是臣民效“忠”的媒介。日本人的观点是：遵纪守法就是对最高恩典——“皇恩”的最好报答。这一点与美国习俗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的法律——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个人所得税，都受到举国上下的抱怨，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干涉。联邦法律更是因为它对各州立法自由的干涉而受到双重怀疑。人们觉得联邦法规是华盛顿的官僚们强加在国民身上的。很多人认为，无论怎么反对那些法律，都难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无法无天，美国人则认为他们是没有民主观念的奴隶。也许这样说更接近事实：在这两个国家里，公民的自尊心是与不同的态度联在一起的；在西方国家自尊心是与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安排都各有其困难之处，我们的难处是即使某些法规对整个国家有利，人们也难以接受；日本人的困难是，人的一生都处于负恩的重压之下。也许每一个日本人在某种范围内都能找到既不触犯法律又能规避一些苛求的办法。他们还很赞赏直接行动和了结私仇等一系列美国人绝不会赞同的暴力行为。但无论如何，“忠”对日本人的控制依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发挥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大作用。许多自认为很了解日本熟悉日本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绝对不会投降。他们说，要散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和平地放下武器，那纯粹是天真的幻想。许多日军在当地没有遭到过失败，而且他们还认为他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顽抗到底的人。占领军的先头部队必定是小规模的，因此当它推进到舰队炮火射程以外时就会被全歼。战争中的日本人无所不做，这是一个嗜血的民族。这些美国分析家没有把“忠”的作用考虑在内。天皇一句话，战争也就结束了。在无线电播放天皇的声音之前，顽固的反对者们曾在皇宫四周布置了一条封锁线，企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发布。但是诏书一经宣布，它就被接受了。满洲（中国东北）或爪哇的战地司令官也好，日本国内的东条也好。没有反对的。盟军的部队在机场着陆，受到彬彬有礼地接待。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那样，早晨着陆时还枪不离手，到中午就放下了，傍晚时候甚至上街买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以遵循和平道路的方式来“体察陛下之心”，而一星期以前，他们还认为“体察陛下之心”就是即使用竹枪、即使不惜捐躯也要击退来犯之夷狄。
这事没什么不可思议，只有那些不相信是感情支配着人类而感情又是随时可以变化的人，才会觉得不可思议。有人宣布日本只有死路一条。有人声称日本想要存活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现有政府，由自由主义者掌权。如果讲的是正在动员全民皆兵进行总体战的一个西方国家，这两种见解都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都错了，因为它们把本质上属于西方式的行动方针加到了日本头上。在和平占领日本几个月以后，一些西方预言家还是认为，日本终究要完蛋，因为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日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战败”。这是依据西方标准来判断是非曲直的优秀的西方式社会哲学。但是日本并非西方。日本没有使用西方诸国的最后力量：革命。日本也没有以激烈的破坏行动对抗占领军。日本运用了日本自己的独特能力：在战斗力被摧毁以前把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沉重代价作为“忠”来要求自己。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种代价虽然沉重。但却换回了某种它极为珍视的东西：即日本有权利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这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国家的战败并没有让法制崩溃，“忠”仍然作为终极的法律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