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孝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存在露骨的怨恨，这种怨恨在对另一种类似孝道一样的重大“义务”即对天皇尽忠中是看不到的。日本的政治家们精心策划，使天皇脱离俗世，作为圣人存在；非如此，天皇不能调动全国为国效命。仅仅把天皇树为国父是不够的，因为在家庭里尽管要向父亲尽所有的义务，但他未必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天皇必须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已经被神话成一种对品性高洁、一尘不染的圣父的崇拜。明治初年的政治家们在考察了西方诸国之后写道，西方的历史就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是与日本精神不相符的。他们回国后，在宪法里写上了这样的话，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不必为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应作为日本国民团结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拥有管理权力的国家元首。因为天皇在过去大约7个世纪里没有行使过行政权，所以一如既往地永久让天皇充当幕后角色是理所当然的。明治政治家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让所有的日本人认为天皇是至高无上的，并且无条件地对天皇奉献全部的忠心。在封建时代的日本，“忠”是对世俗首领和将军尽义务。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告诫了明治政治家们，想要达到精神上的统一需要在新体制下做些什么。在那些世纪中，将军既是大元帅又是最高行政官，虽然所有的人都对他表示尽忠，但谋反和暗杀仍屡见不鲜。对将军的忠诚常常与对自己的封建领主的忠诚相冲突，低层次的忠义往往比较高层次的忠义更有强制力。毕竟天天都要与自己的君主见面，相较之下，对将军的忠诚就比较淡薄了。动乱年代中，武士们甚至图谋拥护自己的领主取将军而代之。明治维新的先驱们打着“忠于天皇、推翻幕府”的口号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天皇长居深宫，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象加以构想。也就是从那时起，即1868年，“尽忠”的对象才从将军转到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天皇”身上。天皇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超脱的地位。他仍将权力下放，他自己并不管理政府或军队，也不亲自制定政策。仍然由一批精挑细选的顾问来帮助处理政务。变革的根本在精神领域，即尽忠的根本已经转移到了天皇身上——这个日本统一与永恒的象征、神圣首领和精神首领。
“忠”如此容易地被转向天皇，肯定与这一古老民间传说有关系，即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但是这一传说的一些神学观点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么重要。其实持无神论观点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并不对“忠”于天皇表示异议，即使真心相信天皇是神的后裔的大多数平民百姓，他们对神的后裔的解释也同西方人的解释不一样。日文中的“神”，即被译成“god”的那个词，字面意思是“头”，即等级制度的顶点。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认为人与神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而是认为人死后都能成“神”。在封建时代，人们尽忠的对象都是等级制中的首领，与神没有半点儿关系。把“忠”转向天皇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比此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整个历史上皇室传承的唯一性从未中断和改变。就算西方人因为日本的王位传承与德国、英国不一样而认定这是欺骗的话，这对日本人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日本的规则只是日本的规则，按照这个规则，皇室是永恒不变的。日本不像中国一样经历过历史上三十六个朝代的改朝换代。日本这个国家，虽然经历过一些变迁，但他的主体结构从未破坏，所以整个轮廓基本没变。反德川势力在维新以前的百年间利用的就是这个论据，而不是天皇神裔说。他们说，“忠”应归于站在等级制度顶端的人，故应奉献给天皇一人。他们把天皇尊为国民的最高祭司，而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把他看作神。其实这比神的后裔的理论要强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