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恩”即欠债，所以必须要还，而日本人的报“恩”行为却不在我们理解的范畴之内。在美国人的道德观以及平日使用的词语中，人们经常会把obligation（责任）与duty（义务）这两个范畴混在一起，这就好像好多美国人对一些小地方的财务交易状况感到不可理解一样，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在讲“债主”和“债务人”的时候总是容易混淆。在他们日本人看来，施恩与报恩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就像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长期行为，后者则必须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施恩不是美德，报恩才是美德。为报恩而做的积极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如果我们与金融交易多作一些比较，想到这种美德也像美国人的金融交易一样，处处都有对违规行为强有力的制裁手段，这就会有助于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美德。在美国，经济行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履行契约，如果一个人拿了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任何理由都不可能使他逃脱制裁。向银行贷款是一种谨慎的双方行为，不仅银行会综合考虑申请人的还贷能力，申请人也会认真考虑银行贷款利息的高低，以及能够贷款金额的大小。关于钱的问题，是与爱国爱家这些感情完全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心灵的事情，自由给予的爱是最高尚的爱。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么这一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空谈，除非是在美国受到侵略的时候。因为这与人类的邪恶本性是如此对立。与日本人与生俱来的负恩报恩观念不同，美国人认为怜悯和帮助其贫苦的双亲，不殴打自己的妻子，抚养自己的孩子们这些事情是不能像金钱往来那样锱铢必较的，更不会像事业上的成功那样能获得酬劳。日本人的报恩思想非常强烈，就像美国人关于债务清偿及违约制裁的逻辑一样。这并不是在诸如正式宣战或父母病重这样的危急时刻才须留意的事情；它是如影随形的，就像一个纽约小农时刻担心着自己的抵押物，或者像一个华尔街上股票刚刚出手的金融家看着股市疯涨一样。
日本人把对“恩”的报答按其规则给予不同分类，一种是永世难报的，另一种是与所受之恩相等并有时间限制的。永世难报之恩被称为“义务”，对此他们日本人说“人们永远都无法报答那种恩情的万分之一”。“义务”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为“忠”。这两种“义务”都是必须履行的，任何人不得逃避。确实，日本的初等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因为没有其他词如此恰当地表达“必修”的意思。人生中的突发事件可能会改变人的“义务”细节，但是“义务”无视任何突发状况而对所有人有强制作用。
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美德绝对化，从而与中国的忠于国家和孝敬父母的观念分离开来。自7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反复地吸收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都来自于汉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在中国，比“忠”和“孝”这两种美德更崇高的是“仁”，通常被译成“benevolence”，它几乎意味着西方人在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揭竿而起。效忠与否，完全取决于仁与不仁。皇位以及百官职位的稳固与否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在中国人的伦理关系中，这是对所有品德和行为进行评判的最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