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人这种表达态度有点儿武断。因为“不管以怎样的自我修养为代价”，在正常的美国用法中几乎意同“不管以怎样的自我牺牲为代价”，它还经常意味着“不管以怎样的自我抑制为代价”。美国人的理论是，男女自幼开始都需要经过训练而社会化，不论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内部形成意识的训练，也不论是主动接受的，还是由权威强加的。这是一种压抑。个人对这种限制自己愿望的做法感到愤恨，但他不得不作出牺牲，因而他身上的反抗情绪不可避免地被唤醒。这不仅是美国许多职业心理学家的观点，这也是每一代人在家中受父母养育时就浸染熏陶于其中的哲学，因此心理学家的分析道出了我们社会中的许多实情。孩子必须按时就寝，他从双亲的态度上就可以知道，睡觉也是一种自我压抑。在无数家庭中孩子以每夜的大闹来表示其不满，他已是一个受过修养的年幼的美国人，虽然知道“必须”要睡觉，但仍然要作出反抗。他的母亲还规定某些东西他“必须”吃，这可能是燕麦粥，或菠菜，或面包，或桔子汁，但美国小孩学会了对他“必须”吃的东西表示抗议。他总结出，对“身体有益”的食物都很难吃。这是一种美国习俗，这在日本是闻所未闻的，在诸如希腊那样的一些西方国家里也是没有的。在美国，成年意味着摆脱了食物上的压抑，他可以吃美味的食物，而不必只吃对身体“有益”的食物。
但是，与西方关于自我牺牲的整个观念相比，这些关于睡觉与饮食的观念是不值一提的。标准的西方信条认为父母为其孩子作出了巨大牺牲，妻子为其丈夫牺牲事业，丈夫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取一家生计。美国人想象不到某些社会中人们认识不到自我牺牲的必要性，而这种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说，父母喜欢孩子是自然而然的，女人喜欢婚姻生活胜过其他，养家糊口的男人是在干其最喜爱的职业，就像猎人或园丁是在干其最喜爱的职业一样。为什么要谈论自我牺牲？如果社会强调这些解释，并允许人们按照这些解释生活，人们就根本不会承认这种自我牺牲的观念。
在美国以上述“牺牲”为代价而为他人所做的这一切，却被其他文化视为互相交换，它们或被看作将来受到回报的投资，或被看作对原来恩惠的回报。在这样的国家，甚至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父子关系，儿子年幼时要父亲承担一切，父亲年老或死后儿子要进行偿还。各种商业关系也是一种民间契约，双方条件对等，一方承担保护义务，使另一方承担服务义务。如果双方都获利，就都不会认为自己的义务是“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者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义务。因此，自我牺牲的道德观所处的地位与在美国的地位大不相同。日本人总是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作对自己的压抑。一个日本人对我说，“如果我们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这是因为我们希望给予，或因为给予是好事。我们并不为自己感到遗憾。无论我们为他人牺牲多大，这只是为了提升境界或者为了得到报答。”像日本人这样一个以如此复杂详尽的相互义务作为生活中心的民族，自然认为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自我牺牲是无稽之谈。他们竭尽全力去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拥有“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