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许多相当模糊并带有深刻偏见的观念，这是20世纪的一个主要障碍，我们不仅没有弄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么一种日本人的国家，而且也没有搞清楚什么东西使美国成为这么一个美国人、法国成为这么一个法国人、俄国成为这么一个俄国人的国家。缺乏这种认识，国家之间就会产生误解。当彼此的麻烦微不足道时，我们却担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巨大分歧；而当我们谈论共同的目标时，一个民族却因其全部经历和价值观的影响而与我们期望的行动方针背道而驰。我们没有让自己有机会去发现什么是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也许就会发现某种与我们熟知的行动方式的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之处未必是邪恶的。
完全依靠一个民族自己讲清楚他们自己的行动习惯和思想，这是不可能的。每个民族的民族作家都试图对自己民族作个估价，但是这比较难以实现。不同民族不会以同样的透镜去观察生活。人们也不会意识到他们是以何种眼光观察事物的。每个国家都认为他观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在这一民族的人民看来他们通过这种焦距和透视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无论何种眼镜，我们不会指望戴那种眼镜的人知道镜片的配方，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观。假如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的话，我们不如培养一位眼镜专家，并期望他能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里去的眼镜写出配方。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这一点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
这项工作要求同时具备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胸怀。这项工作需要一种被人误解时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倡导世界大同的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说服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相信：东方与西方、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切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有些人称这种观点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就不应该再说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美国人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似乎有时候如果世界不是由如同同一张底片印出来的面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组成，那些善良的人的亲善教义就没有容身之地似的。但是，如用这种一致性来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与一个神经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一致性格无异又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有些人不在乎存在差别，因为他们是具有坚持不懈精神的人。所以他们尊重差别。他们的目标是求同存异，在世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差别，只要它不威胁世界和平，美国可以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在这同样的前提下，法国可以就是法国，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固执地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源出希腊神话，表示随时会大祸临头的意思），那么在他看来，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的人，都一定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担忧，他会因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成为使世界凝固起来永远保持现状的帮凶。对保持文化的差异来说，鼓励并非意味着要世界维持静止。英国的本色并未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后随之又来了一个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而失去。不同时代人们能有各不相同的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国民气质，只因为英国人仍然是英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