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在研究平凡事物时应该完善方法。因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同样平凡的事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是不尽相同的。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丑态毕露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怯懦至极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搞清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行为方式时，他发现自己需要极力地凭借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不大引人注意的考察报告资料和详尽的细节。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东西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也懂得发掘此类资料的方法。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不妨尝试运用一下这种方法。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最平常的人和事的时候，他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的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会的。不管他的行为和观点是多么离奇，一个人的感想和思维方式必然离不开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因此，当我对某种行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时，我就越是认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个方面存在着导致这种怪异现象的制约因素。如果这种探索能让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事中去，那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正是人们学会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也是以此为前提去做研究的，即无论怎么孤立的行动彼此之间都会有某种内在联系。如何把数百个互不相关的琐碎现象归纳为一个综合性的模式是我非常重视的。人类社会存在对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它会赞成某些事态的处理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态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生存的人们视该方法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困难再大，他们都把这些纳为一个整体。已经接受并赖以生活在某种价值体系下的人不可能对周围纷繁复杂的世界不闻不问，一心为自己设计一个与世隔绝的领域并身居其中遵循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的。他们总是试图最大限度地适应环境，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尽量多的共同依据和共同动机。假如没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整个体系就会土崩瓦解**然无存。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组织、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彼此都变得环环相扣了。一个领域可能比其他领域的变化快一些，从而对其他领域产生巨大压力，不过这种压力本身也是由于保持一致性的需要引起的。在力图驾驭他人的尚未开化的社会里，权力欲在宗教实践中的表现不亚于在经济交往中和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中的表现。有无书面典籍的民族和部落是完全不同的，有书面典籍的民族，教会必然把过去数百年间流传下来的成语格言保存下来，而在公众对经济和政治权力有发言权的要求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教会不得不在某些相抵触的领域让出权力。但保存下来的成语格言却变得面目全非。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静止于各自分隔开的清澈小池中的一潭死水，而是会溢出各自假定的界限而彼此交融混流的一股活水。由于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调查研究扩大到经济活动、两性关系、宗教生活和抚育儿童这样一些领域，他就越能够了解在他所研究的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任何一个领域里，他都可以提出有益的假设和收集材料。他会把任何一个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道德的要求看成是表达他们从其社会经历中学来的思想习惯和方式。因此，本书不是一本专业论述日本宗教、政治、经济或家庭的著作。它考察的是日本人关于生活方式的臆想。这些臆想在现实中的种种表现是它的描述目标。是什么东西使日本成为这样一个日本人的国家是它所要讲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