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如果只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间去收集材料，实地观察，那么实际上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与在日本生活过的杰出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情是雷同的。如果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的作为仅此而已，那他就不能指望对已有的有价值的研究再添建树，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已对日本人作过这种研究。但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其所受的训练而具有某种能力，使他感到能在这学者和观察家济济一堂的研究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人类学家知道的亚洲和太平洋的许多文化中不难发现，日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习惯有许多甚至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很相似的。某些与马来西亚的相似，某些与新几内亚的相似，有的与波利尼西亚的类似。探究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迁移和交往，那倒不失为一件趣事，知道这些文化上的类似性对我来说是颇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或许有着历史渊源的缘故。恰恰相反，从我所发现的异同之处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正是因为我晓得这些风俗习惯是怎样在这些比较单纯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缘故。我也知道某些有关亚洲大陆上的泰国、缅甸和中国的情况，因而我能够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属于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进行比较。人类学家在对原始人类的研究中曾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的巨大价值。一个部落与其相邻的部落在正式的习俗方面也许会有90%的相似之处，但它可能已把这些习俗改造过了，以适应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它也许不得不放弃一些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多么微不足道，却使该部落未来的发展进程转向一个独特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事莫过于研究就整体来说有着许多共同特征的诸民族之间他所发现的一些个体差异。
人类学家使自己习惯于其自身的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的同时，还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益求精，以适用于这种特殊的问题。人类学家从经验中知道，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所遇到的事态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理解与处置这些事态的方式都是极其不同的。在某个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所遇到的那种血缘责任或经济交换的部落体制，是无论怎样大胆地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所以，仅仅调查血缘关系或交换关系的详情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调查这种结构在部落的行为中产生的后果是什么，部落的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孩提时代起就像其祖先那样养成继承传统制度的习惯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的这种职业性的关注也可充分地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众所周知，美日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甚至民间说，不管我们怎么干，他们总是干与我们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仅仅停留在简单地宣称这些差异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至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民族，并因此承认差异的存在，这是危险的。人类学家据其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怪异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职业性质而言，相对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更多地把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来加以利用。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更能引起他对这些制度和民族的密切注意。人类学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时，没有一件东西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着眼的是全部事实而非特定事实。在对西方诸民族的研究中，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整个行为领域。他把那么多的东西都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对一系列日常生活中的琐细习惯和家常事务中一切公认的判断，当然也就不会再去深究了。但是，当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东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一个民族的未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外交家们签署的条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