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竭尽所能地来说明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初现威力，而在美国，人们却一如既往地议论对日战争也许将延续3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此相比，更惊人的说法在日本，他们甚至认为战争将延续100年。他们说美军仅仅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数千英里。日本的正式公报从未承认过海军的失败，日本的国民依然沉浸在自己是胜利者的幻梦中。
但是，到了6月，形势开始变化。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得过去最高统帅对欧洲战场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的做法变得没有意义，对德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面，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个预示日本最后战败的大战役，此后我军对日军开始步步紧逼。而且，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的阿图、塔瓜和比亚克的战斗经验中，我们得知，我们的对手极为可怕。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敌国日本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问题来自军事或者外交，也不论是由最高政策引起还是由投向日本后方的传单引起，总之，每一种见解都极其重要。在这场和日本的战争中，我们不仅仅要知道东京高层的目的和动机，日本的悠久历史，军事和经济的统计资料，我们更应该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得到多少国民的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这行动和看法背后所隐藏的强制力量。我们必须将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一面抛开，尽可能不轻易下自以为是的结论，从而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与我们一样。
这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在美国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时，谴责对方是最容易的。但要看透敌人的思想就尤为困难了。但是，这恰恰是我必须做的。问题是，日本人该做何行动，而非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境况时该做何行动。我必须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有利于我理解他们的“本钱”而非“债务”。我必须观察他们战争的方法，并且不能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要看作文化问题。因为，日本人战时和和平时期一样，都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么，从他们处理战争的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哪些显示其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特点呢？日本统治者煽动好战情绪的方法、安定民心的方法以及战场用兵之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要看清日本人怎样在战争中暴露自己，就要寻踪于战争中的种种细节。
但是，美日交战这一事实对我极为不利。这表明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到日本去，无法生活在日本人家里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好让我亲眼区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作出某一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也无法看到他们抚养孩子的过程。约翰·恩布里的《须惠村》是一位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价值。但是，1944年我们已经面临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写那部研究著作时还没有成其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