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共产党的最大缺陷，亦复如是。我们看中国青年这几年来，的确是觉悟了，动起来了。由中国的文学革命一个口号所提起来的青年自觉，的确有很强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们的思想里。但是一个朦胧的黎明运动，一旦由中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意识，变成第三国际支配的意识的时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独立性和统一性便完全失却。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实际的缺陷。这些走错路的青年，以为中国的革命可以在俄国支配之下来成功，正和政学系研究系在民国四、五年倒袁运动时候，倒向日本人的怀里去没有两样。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这一个现象，一变而入共产党操纵的时代，一部分政治军事势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挥。并且从人的系统看，从前许多愿受东京指挥的人，也很容易变为受莫斯科指挥。这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真是可伤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我们追想民国五、六年在东京的田中中将，和在中国的青木中将，又想起这几年的莫斯科政府和在中国的鲍罗庭，真是不胜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