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继尧而压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决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确实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中国来。在青木下面作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南方各军的交通，和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岑春暄之回国，回国后之活动，军务之组织，政学系、研究系之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国的中部，又扶助张勋，以为后日督军团运动和复辟运动的伏线。在中国北部又扶助段祺瑞以为后日握掌北京政权，及压制黎元洪打倒张勋，对欧参战，中日协约种种问题的伏线。还不够，又努力扶植张作霖在奉天的势力，以为此后几次奉直大战和此次奉军南下的伏线。而做来做去，他总有一个主点，就是不要中国统一，尤其不要中国统一于革命，不要统一于革命领袖的中山先生。此后数年之间，中国一切纠纷扰乱，没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将的方针，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当然六七年以来的民众运动，自五四运动以至于今日，虽然中国民众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国有民众，然而无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因为有许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将的政策的结果。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在前面叙述里面，我们应该了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军阀和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变动的直接间接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