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或许会指出这个故事的漏洞。虽然在细节上有漏洞，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表现出了武士最残酷的武功是用温柔、怜悯和仁爱来加以美化的这一不变的特点。古时的格言说：“穷鸟入怀时，猎夫亦不杀。”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由基督教推行的红十字运动为什么能很容易地在我国站稳脚跟的原因。在我们听到日内瓦条约之前的几十年，在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马琴的笔下，我们就熟悉了如何为负伤的敌人疗伤。在以尚武精神和教育著称的萨摩藩，青年对音乐的喜爱大为流行，所谓音乐，并不是那种刺激去仿效猛虎行动的、作为“血与死的喧嚣的前奏”的吹号和擂鼓，而是弹奏忧伤而柔和的琵琶，以舒缓人们的愤怒之情、使思想脱离血腥的场景。如果按照波里比阿的说法，阿卡迪亚宪法规定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因为这种柔和艺术可以缓和因生存环境险恶而导致的性格彪悍。阿卡迪亚山脉这个地方看不到残忍成性的行为，他认为这是音乐影响的功劳。
在日本，武士阶级中培养文雅气质的并非只有萨摩藩一处。白河乐翁在其随笔中记下的所思所感中有如下几句，“侵枕勿咎之花香、远寺钟声、凉夜虫鸣，皆幽趣也。”又说：“落花之风、蔽月之云、攘争之人，凡此三者，虽憎可宥。”
为了将这些优美的情感表现出来，实质上是为了增加内在的修养，因此武士阶层鼓励作诗。因此，在我国的诗歌中有着一股强劲的忧伤而优雅的潜流。某一人尽皆知的乡村武士的轶事印证了这一点：他被要求作诗，第一个题目是“莺声”，他的粗暴情绪发作了，便在老师面前抛出了这样的拙劣作品：
武士背过耳朵，
不听黄莺鸣叫。
他的老师并不在意他的粗暴情绪，还是继续鼓励他，于是有一天，他内心的音乐感复苏了，随着黄莺的美妙声音，他吟到：
武士威武伫立，
莺歌飘**林间。
克尔纳在战场上负伤倒下时，他匆匆写就了那著名的《告别生命》。我们钦佩并仰慕他那短暂一生的英雄事迹，不过，类似事迹在我国的战争中也屡见不鲜。我国的简洁而遒劲的诗体，特别适合触景生情的即兴创作。多多少少受过些教育的人，都能作和歌、俳句。在战场上奔驰的武士勒住战马，从他的腰间取出砚盒写诗，而其生命在战场消失之后，他的头盔或胸甲中还能找到他曾写下的诗稿，这种事时有发生。
在战斗的恐怖中唤起人们的怜悯之情，在欧洲，这是基督教的所为，在日本，就是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来完成了。文雅的感情的培养，有助于产生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而由于尊重他人的感情而产生的谦让和殷勤，则是构成礼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