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宽容、仁爱、同情、怜悯，古来就被当作最高的美德，即被认为是人的灵魂中最高尚的品质。它在双重意义上被认为是王者之德。具有高贵的精神的多重特质是王者之德；作为最适合王道的美德的特质是王者之德。我们不需要借莎士比亚来表达——也许在其他世界，我们需要他来表达——仁慈比王冠还适合君主，仁慈比王权更利于统治。孔子、孟子都反复说过，为人君的最高要求就在于仁。孔子说：“君子慎德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又说：“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之有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子、孟子同样地把这个王者的必备条件，下定义为：“仁者人也。”
封建制度的政治很容易堕落为军国主义，仁在这种情况下把我们从最恶劣的专制主义之下救了出来。被统治者完全奉献出“灵魂和肉体”的时候，唯一剩下的就是统治者自己的意志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极权主义的发展。它经常被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就好像专制者从未存在于西方历史似的！
我决不支持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但是，把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当法律学家们看到腓特烈大帝所说“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时，他们认为自由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是正确的。让人吃惊的是，几乎同时，位于日本西北偏远地区的米泽的上杉鹰山发出了同样的声明——表明封建制度并非保证和压迫。封建君主尽管不认为他与臣下负有相互的义务，但对自己的祖先和上天却有很高的责任感。他是人民之父，上天委托他来保护他的子民。古代中国的《诗经》中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还有，孔子在《大学》中教导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样，公众舆论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和专制就融合起来了。正是这样，武士道接受并确认这种父权政治——也就是同稍微疏远的叔父政治（即山姆大叔政治！）相对的父权政治。专制政治和父权政治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政体中，人民是不情愿地服从，而后一种政体中，则是“带着自豪地归顺，保持着尊严地顺从，怀着高度自由的精神的心得以服从。”古代的谚语说，英国国王“是魔鬼之王，为什么呢，因为其臣民经常起义要推翻君主”；法国国王“是蠢驴之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而给予西班牙国王为人王的称号，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乐于服从他。”这些说法并非全错。好了，到此为止！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目中，美德和绝对权力好像是两个不可调和的词语。波别多诺斯采夫曾明确地对比了英国的社会基础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区别，认为大陆各国的社会是基于共同利益建立的，相反，英国社会具有显著的高度发展的独立人格。这位俄国政治家说，欧洲大陆各国，特别是斯拉夫族的各国国民之中，个人的人格独立是以某种社会联盟为基础的，而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国家，这一点对日本人而言更加正确。因此，我国国民不但不像欧洲那样对君主滥用权力感到沉重，而且君主以父权对民族感情的体谅而得到了一般的缓和。俾斯麦说：“专制政治首要条件是要求统治者要正直、无私、尽职，精力充沛和谦逊。”如果允许我再引用一段文字来阐述这一问题的话，我要举出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的一段演说。他说：“王位是上帝的恩赐，与之相随的是对上帝的沉重的义务和巨大的责任。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议会都不能为国王免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