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听到读者这么喊：“好残酷的故事！”“父母竟然从容地商量着用自己无辜的儿子的命去救另外一个人的命！”可是，这个孩子是自觉并自愿地去牺牲的。这是一个替死的故事——是与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一样的著名，而且也不是让人更加厌恶。在这两个故事里，他们都是对义务的召唤地服从，不管是由可见或不可见的天使发出，还是被耳朵或内心听见——但是，我可不是在说教。
西方的个人主义承认父子、夫妻之间利益分明。因而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义务就必然显著地减少。但是，武士道却把家族的利益和与成员的利益紧密的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武士道把这个利益同自然的、本能的、不可抗拒的爱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我们凭自然的爱（连动物也具有的）为所爱的人去死，这算什么呢？“即使去爱那些爱你的人，你又能得到什么？酒馆老板不也一样那么做吗？”
赖山阳在他的伟大的《日本历史》中，用动人的词句叙述了平重盛关于父亲的背叛行为所作的内心斗争。“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可怜的平重盛！我们看到，其后他就全心地向上苍祈死，恳求从这个纯洁与正义不能两全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有许多类似平重盛的人在义务与人情的冲突中心被撕裂。的确，不论是在莎士比亚那里，还是在《旧约》里，都找不到一个相当于我们所表现的对父母的“孝”的概念的贴切的译词。尽管如此，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武士道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忠诚。妇女也鼓励她们的儿子，为主君而牺牲一切。武士的妻女，并不逊于寡妇温德姆和她那著名的伴侣，她们随时准备着为了忠诚而毅然献出她们的儿子。
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几位社会学家一样，武士道也认为国家存在于个人之前，个人在国家中诞生并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个人就应该为国家或者为它的法定执政者去生和死。看过《克利同》的读者，大概会记得苏格拉底对他的逃亡问题与城邦法律所做的辩论吧。其中，他以它们（法律或国家）的身份说，“你本是为我所生、所养、所育，你敢说包括和你的父亲在内都不曾是我们后代的仆人吗？”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因为同样的话很久以前就挂在武士道的嘴上了，差别只在于，在我国法律和国家通过具体的人来表现。忠诚就是这个政治原理的伦理产物。
对于斯宾塞先生认为政治服从——忠诚——仅仅具有过渡性的职能的说法，我并非一无所知。也许是这样吧。当日之德当日足。我们将安心地重复它。尤其是我们相信所谓的当日还有很长的时间，何况我们的国歌所唱的，“直到很小的石块长成遍布苔藓的大岩石”。
在这一点上我们会想起，就算在英国这样一个民主的国家中，正如鲍特密先生最近所说的那样：“个人对个人及其后代的忠诚之情，是他们的日耳曼祖先对其首领的感情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的，这成为他们对君主家族和血统的忠诚，并明显地表现在他们对王室的异常尊重上。”
斯宾塞先生预言说，政治服从将会对良知和忠诚让位。假设他的推理会实现——忠诚以及随之而来的尊敬的本能会永远消失吗？我们把我们的忠诚从一个主人转到另一个主人，而且对哪个主人都毫无不忠之处。从掌握着世俗权力的统治者的臣民，成为居于我们心灵圣地的王的仆人。几年前，一些陷入歧途的斯宾塞的弟子挑起了一场极为愚蠢的争论，曾在日本的知识界引起恐慌。由于他们满怀热忱地拥护对皇室的不可分割的忠诚，便谴责基督徒发誓忠于上帝有叛国倾向。他们没有智者的机智，却摆出诡辩论的架式，缺乏学院派的缜密，却摆出烦琐的论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够“侍奉二主而不亲此疏彼”，“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他们不知道。苏格拉底难道不是一直忠诚于神并且毫不退让，同时以同样的忠诚和平静来服从世俗的主人即国家的命令吗？生则遵从其良心，死则服务其国家。国家强大到居然要求其人民真心服从的时候，那才是可怕的！
武士道并不要求我们的良心成为任何君主的奴隶。托马斯·莫布雷是我们真正的代表，他说：
令人敬畏的君主，我跪倒在您的脚下。
我身体任你使用，却别将我耻辱践踏。
我有对你的义务，即使死去也不害怕。
我的英名要永远，在墓碑上活着安家。
如果阴暗地丢脸，你就无权去使用它。
对于那些为了主君的反复无常的意志，或者胡思乱想而牺牲自己良心的人，武士道对他们的评价很低。像这样的人，被鄙视为“佞臣”，即以阴险的阿谀奉承来讨好的奸佞之徒，或“宠臣”，即以卑躬屈膝的顺从来讨取君主宠爱的宠臣。这两种大臣，和伊阿古所说的完全相符——其中一种是“脖子上套着绳索，像主人的驴子一样，卑躬屈膝，甘心低三下四为主人消磨一生的人”，另一种是“表面上装的忠心耿耿，而内心深处只为自己打算的人”。当臣子和君主意见出现分歧时，他所采取的忠义之道，就要像肯特对李尔王那样，用尽各种手段来改正君主的错误。如果未被接受，就任凭主君处置。这时，武士通常会采取用溅自己的血来表明进谏的忠诚，以此作为对主君的理智和良心的最后申诉。
把生命看作是服务主人的手段，而其理想则在名誉中。因此，武士的全部教育和训练就是照着这个基础来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