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外国游客都会注意到，殷勤而郑重的礼貌是日本人的显著特征。如果礼貌只是害怕有损良好的风度，那它就是不值一提的品德了。与此相反，真正的礼貌应是对他人的情感报以同情关注的外在表现。它还意味着对正当事物给予相应的尊重，从而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地位的相应的尊重。因为社会地位所表现的不仅是金钱权势的差别，而是实际价值上本来就有的差别。
礼的最高形态近似于仁爱。我们可以虔诚地说：“礼是宽容而慈悲，礼不嫉妒，不夸耀，不骄傲，不无礼，不谋私，不愤怒，不记仇。”迪安教授在论及人性的六大要素中，给予礼一个极高的地位，把它作为社交的最成熟的果实，这再正常不过了。
虽然我这样地推崇礼，但我决不会将它置于美德之首的位置。如果对它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礼是与处于更高位置的其他美德互相联系的。有什么美德能够孤立地存在呢？礼被赞颂为特别适合武士的美德，并且被人提高到超过它所应得的高度尊崇，因此也就出现了礼的冒名顶替的假货。孔子也曾经反复教诲说，声音非音乐，虚礼非礼。
当礼被提高为社交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时，为了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社交态度，制定出一套详细的礼节体系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与人搭话时怎么鞠躬，怎么走路和落座，都应该尽心去学。餐桌礼仪竟发展成为一门学问，倒茶喝茶也被提高成一种仪式。有教养的人理所当然地要精通这些礼节。维布伦先生在他那有趣的书中说礼仪就是“休闲阶级生活的产物和象征”，这很贴切。
我听到过欧洲人对我们这些细致的礼节的轻蔑的批评。他们说它过多地占去了我们的思想空间，因此严格遵守它实在是太可笑了。我承认在礼仪中有些规定是不必要的枝节。不过，比起西方追求的不断变化的时尚来说，哪个更可笑呢？这个问题我还没弄得特别明白。即使是时尚，我也不认为它只是见异思迁的虚荣。相反，我把它看作人们内心对美的无限的追求。况且，我并不认为细致的礼节毫无作用。它是长期的实践结果所证明的，是取得某种最佳社会效果的最佳方法。如果做什么事，必然有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而这最佳方法应该既是最经济的又是最优雅的。斯宾塞先生对优雅的定义是：最经济的动作方式。茶道的仪式规定了茶碗、茶勺、茶巾等的特定使用方式，初学者免不了觉得枯燥乏味。但他立刻就会发现，这套规定的方式说到底是最节省时间和体力的，换句话说，是对精力的最经济的利用——因此，按斯宾塞的定义，它是最优雅的。
社交礼仪的精神内涵——或者，借用“着装哲学”的话来表达，礼仪举止可以说只不过是精神法则的外衣而已——它的外表远超我们相信的程度。我们可以照着斯宾塞先生的例子，追溯我们的礼法的起源及其建立的道德动机的轨迹。不过，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的任务。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严格遵守礼仪过程中的道德训练。
如上所述，礼仪已详尽到细枝末节，以致产生了各种自成体系的不同流派，但究其本质，它们还是统一的，如果用最著名的礼仪流派小笠原流宗家的话来说，就是“礼道之要，在于练心。以礼端坐，虽凶人以剑相向，亦不能加害”。换句话说，通过持续地修练正确的礼仪，使人的一切身体部位与机能秩序井然，使身体与环境达到完美的和谐，表现为精神对肉体的支配。法语的bienséance——端坐不就包含了崭新而且深刻的含义了吗？
如果说优雅意味着节省精力这一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持续实行优雅的举止必然带来力量的保存和储备。因此，优雅的举止便意味着力量的休息。在野蛮的高卢人抢掠罗马，闯进会议中的元老院，竟敢无礼地去扯那些可敬的元老们的胡子时，元老们的态度缺少威严与力量这一点应该受谴责。那么，通过礼仪举止真能到达崇高的思想境界吗？为什么不能？——条条大路通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