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严格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来源。他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的阐述，只是确认了在他的经书传入日本以前我们的民族就已经本能地认可了。他在政治道德方面的教诲的特点是冷静、仁慈且富于处世智慧，这些尤其适合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的贵族的、保守的言论非常适应武士政治家的要求。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性影响。他的强力并常常很有民主色彩的说法，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很有吸引力，他的思想甚至被认为对当时的现存社会秩序很有危险性和颠覆性，因此他的著作曾经长期被禁，尽管如此，这位圣贤的言论却永远扎根于武士们的心中。
孔孟的书是青少年学习的主要教材，是成年人之间讨论问题的最高权威，不过，仅仅是了解这些圣贤的经典，还不会得到崇高的尊敬。有一个谚语嘲笑那些仅仅理论上懂得孔子的思想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称文学上的博学之士为“书蠹”。另一个人把学问比喻为“臭菜”，如果不认真去掉臭味，就用不了。越少读书，学者之臭越少，越多读书，学者之臭就越多，两者都让人讨厌。所以作者的意思是，知识只有被吸收到学习它的人的头脑里，并在他的性格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专家被看作是一部机器。知识本身被认为附属于道德情操。人和宇宙同样被认为有灵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会认可赫胥黎关于宇宙的运行是没有道德性的这一论断。
武士道轻视那些知识，认为知识本身不应该作为最终目的，它应该作为获得智慧的一种手段。因此，那些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便被看作只是一台能够按照指令背出诗歌、名句的便利机器。所以，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而这个苏格拉底的教诲，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那里表现得更为典型。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知行合一。
在谈到这个话题时，请允许我暂时离开主题。因为有一些最高尚的武士深受了这位先贤的教诲的影响。西方的读者会很容易在王阳明的著作中发现许多与《新约》的类似之处。只要允许特殊用语上的差别的话，那么像“你们先要去寻求上帝之国及其正义，之后，一切都会加诸于你”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在王阳明的书上几乎无处不在。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说道：“天地万物之主宰，寓于人则为心。故心为活物，永放光辉。”又说：“其本体之灵明，永放光辉，其灵明不涉及人意，自然发现，照明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之光明也。”这些话听上去同艾萨克·潘宁顿或其他神秘主义哲学家的一些文章实在太过相似！看来像在神道教的简单教义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似乎特别适合接受王阳明的学说，他把他的“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展为极端的经验主义，赋予良知以不仅能分辨善恶，而且能认识各种心理事实和物理现象的性质的能力。他在唯心主义方面，与贝克莱和费希特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否认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虽然他的学说包含了唯我论所产生的一切逻辑上的谬误，但它具有坚定信仰的一切作用，因此它在发展独立个性和宁静气质的方面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不论其来源如何，武士道吸收并融入自身的基本原理又少又简单。尽管少而简单，但是，即使在我国历史上最动**最危险的时期，它却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良方。我们的武士祖先，天生具有健康纯朴的性格，从古代思想的大道和小径上所搜集的普通而琐碎的教义中，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且在时代要求的刺激下，从这些谷穗中创造了新的无与伦比的男子气概。敏锐的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总结他对16世纪的日本印象说：“16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的政治、社会、宗教全都处在混乱之中。但是，因为内乱，人们返回野蛮时代的生活方式，人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这样便形成了可以同丹纳所称赞的具有‘强大的独创力、快速作出决定并拼命实施和承受的伟大能力’的16世纪的意大利人相媲美的人。与在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粗野的生活习俗’，使人变成‘彻底的好斗的、反抗的’伟大动物。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在16世纪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和气质上显著的多样性。在印度乃至中国，人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能力和知识上的差别，而在日本，除此之外还有性格独创性上的差别。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和发达文明的标志。如果我们借用尼采所喜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可以说，在亚洲大陆，谈到那里的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在日本和欧洲，谈到那里的人却是先想到那里的山。”
对于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作为评论对象的人们的一般特点，现在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述吧。我们将先从“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