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从佛教说起吧。佛教赋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安宁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难隐忍克制，轻生乐死。一个杰出的剑术教师（柳生但马守）把绝技向弟子倾囊相授后，告诫他们说：“我所教的到此为止，以后你们所学就要求助于禅了。”“禅”是Dhyǎna的日文翻译，“意思是超出语言表达范围的，借助冥想而达到的思想境界。”它的方法就是冥想。照我的看法，它的主旨在于确认一切现象下存在着一个根本原因，可能的话还要确认有一种绝对的本身存在，从而使自己同这种绝对和谐一致。这么定义的话，就表明它的教导已经超越了一个宗派的教义，无论是谁作为达到能“绝对洞察”的人，都会超凡脱俗，从而领悟一个“新的天地”。
佛教所未能赋予武士道的东西，却由神道教充分供应了。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都是除神道教外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注入了服从性。神道教没有“原罪”那样的教义。相反地，它相信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神性的纯洁，把它尊崇为宣示神谕的圣殿。每个参拜神社的人都可以看到，那里可供参拜的对象和道具少之又少，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悬于内殿的一面普通的镜子。为什么会有面镜子，是很容易解释的。它代表人心，当心完全平静而且澄澈的时候，就会映出神的形象。因此，如果人站在神社前参拜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发光的镜面映出的自己的形象。而其参拜的行为，就和古老的德尔斐训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殊途同归。不过不管是希腊的教育还是日本的教育，认识自我并非意味着有关人的肉体部分的知识，即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的知识。这是一种道德性质的认识，是人的道德品质的内省。根据蒙森比较希腊人和罗马人所作的评论，希腊人在礼拜时眼望天空，因为他的祈祷是凝视，而罗马人则是蒙住脑袋，因为他的祈祷是反省。我国国民的内省本质上和罗马人的宗教观念相同，比起个人的道德意识，更为注重民族的道德意识。神道的自然崇拜，使国家观念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从一个世系追溯到另一个世系，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祖先。对我们而言，国家并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开采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它是诸神，即我们的祖先之灵的神圣住所。再者，对我们来说，天皇不是法制国家的警察头目，或者文明国家的赞助人，他是上天在人间的肉身代表，在他那尊贵的身上同时具备上天的权力和仁爱。如果说鲍特密先生就英国皇室所说，“他不仅是权威的形象，而且是民族统一的创始人和象征”是正确的话（而我相信这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对日本皇室而言，更要高过二至三倍。
神道教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主要特点——爱国和忠诚。阿瑟·梅·克纳普所说非常正确，“在希伯莱文学中，往往很难区分是在表述神还是国家；是在表述天国还是耶路撒冷；是说救世主还是民族自身。”确实如此。类似的混乱可以在外面国家对信仰的术语中注意到。我说混乱，是因为表达含糊不清，所以逻辑性强的人就会认为混乱，而作为一种包含国民本能和民族感情的框架，它从不自认为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哲学或理性的神学。这个宗教——或者说由这个宗教所表现的民族感情，会不会更加恰当——彻底给武士道灌注了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与其说是教义，不如说是动力的作用。因为神道教不同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它几乎不对教徒规定任何信仰条款，而是提供了直截了当、简单明白的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