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封建制度下的日本商业，从未发达到在自由情况下它所能达到的程度。对这种职业的蔑视，就自然而然地让那些不顾社会声誉的人汇集于这个范围。“说他是贼，他就会去偷。”如果某一职业被侮辱，那么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会理所当然地照此确定他们的道德水平。正如休·布莱克所说：“正常的良心可以上升到它被要求的高度，又很容易下降到它所被期待的底限。”不论商业还是其他职业，任何职业没有行业道德准则都不能运行，这显而易见。封建时代的日本商人之间也有一套道德准则，要是没有，诸如行会、银行、交易所、保险、票据、汇兑等基本的商业制度，尽管正处于萌芽状态，但也不会取得发展。但是，在与行业外的人们的关系方面，商人的生活与人们对他们这一阶级的评价完全吻合。
在这种情况下，当国家对外开放贸易时，只有最富冒险精神并且不择手段的人才奔向港口，那些有名的商号，尽管当局一再要求其开设分店也还是表示拒绝。那么，武士道无力去阻止商业上的不知羞耻的趋势吗？我们等着瞧吧。
正如熟悉我国历史的人都会记得，我国在开放通商口岸开展对外贸易仅仅数年之后，封建制度就被废除了。相应地也取消了武士的俸禄，以发给公债作为补偿，这时他们可以把公债自由地投资于商业。于是，你们可能会问：“怎么他们没把引以为荣的诚实应用到他们的新的事业关系中去，并用以改革旧的受谴责的商业关系呢？”许多高尚而诚实的武士，在新的而且尚不熟悉的工商业领域与狡猾的平民对手打交道时，由于心眼太实在而招致难以挽回的惨败，凡是看到他们的遭遇的人都忍不住会哭，有良心的人都会抱以同情。据说即便在美国那样的工业国家中，工业家的失败率几乎也要达到百分之八十，那么即使从事商业这个新职业的武士中成功者百中无一，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尝试把武士道的道德应用于商业交易不知道毁灭了多少财产，算清这笔帐实在是太费时间。不过，财富之路并非荣誉之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那么，两者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
在莱基所列举的诚实的三个动机中，即经济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动机中，第一个动机正是武士道最为缺乏的。第二个动机，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团体中也几乎没有获得发展。只有在哲学这一方面，正如莱基所说，即其最高的表现，诚实在我们的道德范畴中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很高的商业道德，当我满怀诚意和敬意询问其最终的基础时，我得到的回答是：“诚实是最佳策略。”——就是说诚实是最合算的。那么，美德本身不就是美德的回报吗？如果说因为诚实能比谎言带来更多现金才被遵守，那么我想，武士道宁愿存于谎言之中！
虽然武士道拒绝所谓“一一互换”的回报主义，狡猾的商人却容易接受这些。莱基所说诚实的发展应主要归功于工商业的话非常正确。就像尼采说的，诚实是所有美德之中最年轻的——换言之，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没有这个母亲，诚实就好像一个高贵的孤儿，只有最有教养的心灵才能让他茁壮成长。这样的心灵在武士中比比皆是，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更民主而且更实际的义母，这个柔弱的小孩就不能健康成长。随着产业的发展，诚实就会被证明是一种很容易的美德，不，更正确地说是有利可图的美德，试想——俾斯麦对德意志帝国的领事发出训令，警告说：“其中德国船只装载的货物，在质量和数量两方面显然都缺少诚信，这非常可悲。”这是在不久前1880年11月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已很少听到德国人在商业上粗枝大叶和不讲信用的事了。二十年来，德国商人终于学到了诚实是合算的。我国的商人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我要向读者推荐最近的两个作者所著的能对这点作出重要判断的书。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商人在借债时也会以签订书面协议作为诚实和信誉的最可靠的保证。在这些书面协议中经常写有这样的话：“如果欠款逾期未还，即使当众被嘲笑，我也毫无怨言，”或者写上诸如“如若无法偿还，你就骂我是混蛋”此类的词句，都再平常不过了。
我常常想，武士道的诚实，是否还有高于勇气的动机。由于没有不许作伪证的正面的法律，谎言并不被视为一种罪行，仅仅被看作懦弱而被排斥和不光彩而被排斥。事实上，诚实观念是同名誉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而它的拉丁语和德语的词源与名誉是同一个词。于是，现在是我应当考察一下武士道的名誉观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