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政治家们，在王政复古的飓风和国家维新的旋涡中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除了武士道他们不知道其他任何教义。近来几个作家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诞生作出了突出的显而易见的贡献。虽然我觉得荣誉应该授予该获得荣誉的人，然而这个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与其提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论断，不如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这对他们的职务应该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正在为日本从事伟大的事业，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但是，上帝的活动虽然确实是神秘的，可是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他们的事业仍然只起到间接作用。不，迄今为止，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塑造上所作出的贡献微乎其微。无论好坏，推动我们前进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新日本的缔造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在世的杰出人物的回忆录看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受到了武士道的刺激。观察和研究了远东之后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专制国家唯一区别在于，“人类有史以来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最崇高、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这句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
日本的变化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在这样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以及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我们的指导性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地模仿。
汤森先生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之后他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欧洲人并没有教导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民用的、军事的组织方法，并且因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从欧洲输入了大炮一样，日本从欧洲输入了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算不上欧洲对日本的影响，除非能够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他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先驱、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
汤森先生充分注意到使日本发生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们日本自身之中，这的确是卓见，而如果他更进一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么他敏锐的观察力必然会很容易让他确认这个源泉正是武士道。那种无法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在转型过程中关于殖产兴业的考虑则是在后期才觉悟到的。
武士道的影响，今天仍然很明显，随便看看就能有所发现。如果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的话，自然就明白了。请读一下那位对日本人的思想最有说服力、最真实的阐述者赫恩（小泉八云）的书，就会知道他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就是武士道的活动的例证。人民普遍都重视礼节，就是武士道的遗产，这是众所周知的。“矮小的日本人”全身充满了耐力、坚忍和勇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还有比武士道更忠君爱国的吗？”许多人这样问。我们能自豪地回答：“没了。它天下无双！”为此，我们应感谢武士道。
另一方面，应该客观地承认，武士道对我们国民性格的错误和缺点也要负有很大责任。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却毫无建树——应追溯到在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训练。对于我们过于敏感易怒的性格，也应该由武士道过分的荣誉感负责。再者，如果说我们有些人被那些外国人批评为妄自尊大的话，那也是名誉心过度的病态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