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西方文明在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的思想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如此迅速地死亡，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部影响的，就是可怜的灵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朋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作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每个民族特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日复一日，即使历经几个世纪的水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部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言辞。然而，如果说各民族独有遗产均构成与性格的长处和短处，这话就非常值得人深思了。不过，这种概括性理论，早在勒朋开始写这本书的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推翻了。当研究武士道所培育的各种美德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性格特性是武士道的独有遗产。道德的各个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叫作“所有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进来的综合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的哲学家并不像勒朋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而是把它叫作“联合各个国家的最强力的人，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就会立刻被分辨出来”。
武士道所留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武士身上的印记，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量，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戛然而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非常广泛。试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么“每个人的血管中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他们的血管中流着古老的血液，这样，正像他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暗藏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前进。新日本最杰出的先驱者之一吉田松阴，在临刑前所写下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我明知此番事业不死不休，
是大和魂驱使我挑战命运！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并存于世——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具有精神雏形却没诞生，而过渡期的日本正经历着最严峻的困境。”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机构设置上，是非常合适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观点就要作些修改。因为作为旧日本的建设者和它的产物，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期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证明它还是塑造新时代的关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