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特殊的政治年代，杨绛被披上了“隐身衣”。工作没她的份，升职更和她没有半点儿关系。然而，与生俱来的从容，让杨绛在那段时期，依然能够淡定度日，并从苦难中搜寻点滴的欢乐。
杨绛说：“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人家就会视而不见，见而不睹。”可杨绛偏偏不在乎，她觉得，别人眼睛里没有她，心上不理会她，她刚好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专心致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情。并且，身处卑微的人，不需要抛头露面，这样最能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
于是，杨绛一个人潜心翻译《堂吉诃德》，即便无人理会，见到旁人时，她依然保持着惯有的和颜悦色，讲起话来依然慢条斯理，丝毫不见萎靡或急躁。
因为杨绛受委屈，钱锺书对她更是关心备至。杨绛随一伙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钱锺书每天写来一封信，字里行间透出绵绵的情意，又有许多幽默的语言哄杨绛开心。在下乡的同伴中，只有杨绛每天都能收到一封信，她觉得，这是钱锺书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每封信读过之后，她都妥帖地收藏在衣袋里。衣袋里装不下，又藏进提包里，直到藏都无处藏的时候，因为害怕被发现，只好咬咬牙烧掉。
在乡下，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干农活。从没干过农活的杨绛学会了推独轮车，用独轮车运秫秸，能把秫秸堆得高过自己的脑袋，还能稳稳地推着独轮车上坡、下坡，从不翻车。走路向来轻快的杨绛，干这些活儿时每天都会磨破袜子，露出脚后跟，却依然能和同伴、老乡们谈笑风生。
许多下乡的知识分子在老乡们的印象中都是“清高”“不爱搭理人”，唯有杨绛让他们愿意亲近。他们都喜欢和杨绛说心里话，因为她是一个懂得倾听的人，能了解他们心中的苦，也能够同情他们。
看到乡下的孩子摔破了头，杨绛会拿出自己带来的药品，帮孩子包扎伤口。那些接受过杨绛帮助的人，在杨绛离开时，都恋恋不舍地送了她一程又一程。
回到城里之后，杨绛再一次遭受了厄运。一天，她翻译好的《堂吉诃德》全部被没收，自己也被拉出去批斗，还被剃了“阴阳头”。钱锺书看到后非常着急，他知道杨绛一向爱美，头发被剃成这样，该怎么出门啊？
杨绛却毫不惊慌，回家的路上，她已经想好了办法。她记得女儿几年前剪下两条大辫子，被收藏在衣柜里，回到家后，杨绛找出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当楦头，用钱锺书的压发帽做底，把女儿的头发一小股一小股地缝在帽子上，整整做了一夜，为自己做了一顶假发。第二天，杨绛便若无其事地戴着那顶假发出门。
即便身处逆境之中，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到来，杨绛的幽默感和同情心也一直保留了下来。她从没抱怨命运为她披上了“隐身衣”，反而将这段经历当作命运的馈赠，让她在“隐身衣”下，以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那些颠倒的现实生活，再把这些生活变成鲜活的文字。
杨绛的文字，就如同她的为人，平淡、从容，坚定而又乐观，细读之下，能让人体会出无穷的意味。哪怕岁月给她的是残酷与孤独，她都能用一颗温暖的灵魂，孕育出柔和的文字，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坚强、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