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还要举一位年轻女患者的案例：这个女孩非常依恋她的母亲，但母亲却总是以相当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她的梦境里，比方说女巫、幽灵或盯梢者。她备受母亲溺爱，而且因为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变得相当盲目，以致无法在意识里察知母亲所带给她的不利影响。因此，她便在无意识里，对母亲提出具有补偿作用的批评。
此外，我还曾经过于低估一位女患者的智识和道德。那时我梦见高耸的山崖上有一座城堡，而我的女患者就坐在城堡最高塔楼上方的敞廊（Loggia）里。后来我和她碰面时，便毫不犹豫地立刻告诉她，我做了这个和她有关的梦；之后，我当然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好的疗效。
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可能在那些被我们不当低估的人面前出洋相，不过，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举例来说，我有一位好友便曾发生这样的事情：当他还很年轻，还在读大学时，曾写信请求德国病理学家暨国会议员维尔修夫（RudolfVirchow,1821—1902）“阁下”接见他。后来他果真如愿获得接见，却吓得当场发抖。当他向维尔修夫自我介绍、报上自己的姓名时，却口误地说成：“我叫维尔修夫。”这位“阁下”一听，便讽刺地笑道：“天哪，你也叫维尔修夫！”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这位好友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感受，已经让他的无意识受不了了，因此，无意识便立刻让他以“维尔修夫”这个姓氏来自我介绍，借此获得与“阁下”同等的重要性。
在这些更富个人性的关系里，当然不太需要获得高度集体性的补偿。不过，在刚刚提到的那位与弟弟不睦的男患者身上，无意识所使用的（译按：也就是出现在梦境里的）人物（Figur）却具有高度集体性：他们都是普遍受到肯定的英雄。这个案例含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不是这位男患者高估了自己——这样的高估不仅关乎他的弟弟，也关乎所有人——就是他的弟弟具有受到肯定的广泛的集体性意义。前一种观点着眼于表面现象，后一种观点则缺乏根据。由于我的患者不只私下对他的弟弟相当狂妄，就连对社群团体也表现得很傲慢，因此，相关的补偿作用便采用集体意象。
这个解释也同样适用于前面那位过度依恋母亲的女患者。出现在她梦里的“女巫”正是集体意象，因此，我们势必会做出这个结论：这位女患者不仅对自己的母亲，而且还对社群团体表现出盲目的亲密。这是因为她仍生活在纯粹的婴儿期世界里——而且该世界还可以完全跟她的父母画上等号——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所列举的这些案例，虽然涉及个人范畴里的关系，却也含有偶尔需要获得无意识补偿的非个人关系，而在无意识的补偿之中，或多或少具有神话性质的集体意象便应运而生。道德、哲学和宗教的问题，恰恰由于本身的普遍有效性，因此似乎总是最容易引发神话性质的补偿。在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娜·阿尔贝塔的父亲》这部韦尔斯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典型的补偿：人格已萎缩的普林比（Preemby；译按：即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发现，自己其实是王中之王、古代苏美尔国王萨尔贡大帝（Sargon）的转世。幸好作者的文学天赋把这位可怜的“萨尔贡大帝”从病态而可笑的诅咒里解救出来，甚至让读者看到，人们有可能在可悲的荒唐里，发现悲剧和永恒的意义：最后，普林比先生——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终于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时代的暂时过渡点！这样的认知让普林比变得有点疯狂，不过，只要弱小的他最后未被原初意象的大怪物吞下——因为他差点儿就被大怪物吃掉——就不算付出很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