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这种状态下，便需要另一种动机来终结这种病态的平衡。换句话说，人类自然的天性会经由（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移情现象（übertragungsphänomen），而在无意识里间接地达成这个目标。在治疗过程里，这位患有歇斯底里性精神官能症的女患者把父亲意象（Vaterbild）转移（übertragen）到作为医师的我身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我视为她的父亲——但我其实不是她的父亲——也就是把我当作亡父的替补者。如此一来，我这位医师几乎已同时成为她的父亲和情人，也就是成为她心理冲突的对象！我承载着她的父亲意象和情人意象的矛盾，这对她的心理冲突来说，不啻为理想的解决之道。所以，我竟在无意间让这位女患者对我产生过度的青睐（对我这位局外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把我视为救世主和上帝，而且这样的比喻并不像听起来那般可笑之至。对身为医师的我来说，同时成为女患者的父亲和情人，其实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正因为这样的负担过于沉重，如果长此以往，任何医师都无法达到治疗的目标。实际上，医师若要一直完美扮演这样的角色，至少本身可能要是具备特殊能力的半人半神（Halbgott），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从头到尾在治疗过程中都有能力作为施予者。然这种暂时的解决之道，虽起初对处于移情（übertragen;übertragung）状态的患者来说，显得相当理想，但长期下去，却会使患者陷入生命停滞的状态，而且其负面性不下于精神官能症的心理冲突。归根究底地说，这种暂时的解决之道并非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冲突只是被转移，然而，顺利地转移冲突却可以让精神官能症——至少暂时地——完全消失。因此，弗洛伊德已相当正确地认识到，无意识里的转移是最重要的疗愈因素。但因这种转移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它虽预示治愈的可能性，却还不是治愈本身。
以上这些颇费心力的探究，对我理解这个案例来说，似乎是必要的：我这名女患者已处于移情状态，而且她的无意识内容已达到意识阈限值，换言之，她的停滞状态已开始让她感到不舒服。这里便出现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当然完完全全成了她的救世主，而且“必须把我抛开”的想法，显然不只让她相当反感，还令她惊恐不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合理常识”（gesunderMenschenverstand）通常会表达出一切可行的告诫，例如“你就是必须”“人们应该”或“你根本不可以”等等。只要人类的合理常识所幸不至于太过罕见，而且不会难以发挥作用（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感到悲观），那么，患者理智的动机——在那种正是因健康而增强的移情状态里——便可以引发巨大的热情，使得强烈意志的决心后来还以痛苦的牺牲作赌注〔译按：也就是断开移情对象（医师）的牺牲〕。一旦患者理智的动机成功激起本身的热情（其实这情况只是偶尔发生），随之而来的牺牲便会带来大有帮助的成果，使其得以进入一种实际的治愈状态。负责治疗的医师通常会为此感到欣喜，因此不会想到这类治愈的小奇迹究竟涉及哪些理论上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