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古巴和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专注于单一视角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们往往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总是相信单一的解决方案，例如自由市场或平等这些意识形态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而不是去客观地观察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现实结果。
古巴：穷国中最健康的国家
1993年，我在古巴度过了一段时间，专注于调查研究一场影响了4万人的传染病。我有几次和古巴当时的总统卡斯特罗见面的机会，也有和很多古巴卫生部的专业人士一起工作的机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非常敬业。他们努力在当时非常压抑且欠缺灵活性的体系中工作。由于我曾经在莫桑比克这样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作过，所以当我去古巴的时候，我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制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
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古巴看到的无数不靠谱的事情。比如当地的私酿酒是放在闪着荧光的电视显像管中，然后加入水、糖和带粪便的婴儿尿布来发酵。比如当地的酒店，从来就没打算迎接任何客人，也没有任何食物。我们只能开车到附近的老人的家里去吃他们标准口粮中剩下来的很少的食物。比如我的古巴同事们，如果给他们在美国的亲戚寄了明信片，他们的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再比如，我的研究成果必须当面向卡斯特罗总统做汇报，才能得到批准。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去古巴，以及我在那里究竟发现了什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从1991年末开始，在古巴一个种植烟草的叫比那尔德里奥的省份，很多贫穷的农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们逐渐变成色盲，并且发展出四肢麻木这一类的神经系统问题。古巴当地的传染病专家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答案，所以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而当时苏联刚刚解体，古巴无法从苏联得到任何帮助。在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过贫穷农民的神经性传染病的专家中，他们选择了我。一位名叫康吉塔·胡尔哥的古巴政治局委员在机场迎接了我，卡斯特罗总统在我到达古巴的第一天也接见了我。当时他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把我全身上下检查了个遍。他绕着我转圈时，他脚上的黑色运动鞋在水泥地上吱吱作响。
我花了三个月调查研究这种传染病的病因。我的初步结论是这种病并不是由于患者们从黑市买到了有毒的食物而造成的(当时有谣言说黑市的食物有毒，是这种病的病因)，也并不是由于细菌导致的新陈代谢系统问题，而是由当时的宏观经济问题带来的普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在苏联解体之前，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苏联货船向古巴运送土豆，以换取雪茄和糖。而在1991年末，苏联解体了，他们满载土豆的货船并没有来到古巴，这造成了古巴全国的食品短缺。古巴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成年人把仅有的一点有营养的食物分给了孩子、孕妇和老人。他们自己只能吃少量的糖和大米。我尽可能小心谨慎地把我的研究结果向古巴政府做了报告，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结果说明古巴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了，他们不能够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古巴政府官员向我表示感谢，然后把我送走。
一年以后，古巴政府邀请我回到哈瓦那去给卫生部做一场演讲，介绍古巴人民的健康状态在全球中的排名位置。当时古巴政府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度过了食品短缺的危机。
我在演讲中展示了古巴的健康状态，以及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的排名位置。尽管古巴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1/10，但是他们的婴儿成活率却和美国人几乎一样。古巴的卫生部部长在我演讲结束之后，非常兴奋地跳上讲台向台下的观众总结发言说：“我们古巴是所有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的演讲就此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