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丹麦的公共健康医生，哈夫丹·马勒博士，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了一种消除肺结核的方法。他的计划是用一批携带着X光机的小型货车在印度的村庄里边到处转悠，给所有的人拍X光片，一旦发现有肺结核患者，就给他吃药来治疗他的肺结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是因为当地的人对此非常不理解，而且很愤怒，他们面临着更多更紧急的医疗问题，然而却有一大批医生和护士，不但不帮他们解决骨折、腹泻或者生孩子这些问题，反而要给每一个人拍X光片去治疗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疾病。
这个项目的失败表明：与其试图去根治一种或者几种特别的疾病，还不如致力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医疗健康水平。
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另外一端，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已经开始下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非常努力地试图开发出革命性的、能够延长寿命的药品。我曾经试图说服它们相信下一个影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突破口将来自商业模式，而不是医药技术。这些大型的制药公司并没有能够进入收入水平在第二级和第三级国家的市场。在那里，数以亿计的人并不需要什么革命性的新药，而只需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已经成熟使用的、有疗效的药。如果这些大型制药企业能够调整它们的价格，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消费者服务，那么它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的产品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专门研究难产的专家们很理解锤子和钉子的故事。他们深深地知道，要想挽救那些死于难产的贫困的母亲，最重要的并不是训练更多的护士来做剖宫产手术，也不是训练更多的医生来进行大出血治疗，而是提供快速的交通手段，使得她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去。如果这些孕妇不能及时到达医院，医院就起不到作用。如果没有救护车，或者没有能够让救护车通行的道路的话，光有医院又有什么用呢？同样地，教育工作者们非常清楚，电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更多的教科书和更多的老师，因为电灯使得学生们可以在太阳落山之后做家庭作业。
性病专家的单一视角本能
我曾经和许多性病专家进行交流，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收集各种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数据。这些性病专家都非常勇敢，他们面对各种性病患者，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的任何部位。他们也从来不介意向这些性病患者询问各种关于他们性行为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这些患者得性病是否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关系。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和患者进行访谈的时候能够询问一下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什么？你想向人们询问他们的收入吗？那可是个极端私密的问题啊!”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他们也敢于问患者关于他们性行为的各种隐私问题，却不愿意去问他们收入的问题。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和世界银行中组织全球收入调查的团队见了面。我希望这些专家在进行问卷调查的时候能够加入一些关于性行为的问题。我很想弄明白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性行为模式之间是否有联系。这些专家的反应几乎和那些性病专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尽管他们愿意去调查人们关于收入的方方面面，包括黑市交易等极其私密的问题，但是却绝不会提关于**的任何问题。
这些专家似乎永远都只会从自己的单一视角来看问题，从来都只是画地为牢给自己添加诸多限制。
意识形态主义者
人民的共同信仰，也就是意识形态，可以使我们建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使得我们拥有了民主自由和公共卫生保险。
但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也和那些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一样，他们的思维往往被单一视角所固化，而且有时会造成更加有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