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试图把维系国家统一的力量、国家权力的本性回溯到内在于我们自身的原则，亦即我们承认为我们自己所有的原则。臣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统治者的意志就是绝对法律，而且高于一切法律。在霍布斯看来，法律不是别的，只是通过铁的纪律从人类的原始恶性里强迫压制出来的和平条件，也就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里寻求和平的条件。
不过他似乎没有试图谋求更好的和平条件。
自我作为理性、表象，而事物便在外面；两者彼此外在，互相反对。这就是康德最后的观点
自我作为理性、表象，而事物便在外面；两者彼此外在，互相反对。这就是康德最后的观点。动物并不是老停留在这个观点上面，他通过实践达到两者的统一。康德的理论理性就是如此。
读到这一段，我在想，知行合一是不是有一种原始性？罗素说，人是因为受了教育才变得愚蠢。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之辩，陆九渊说：“尧舜之前，何书可读？”
华与华的两大哲学基础：目的哲学和问题哲学
一个客体的概念，就叫作目的，而一物与只有按照目的才可能的他物的性质一致，就叫作这些事物的合目的性。这个哲学，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自然本身看成有目的的，目的就是美，就是至善。判断力还有一个方式是审美的判断力，关于美的判断，美不美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它是不能成为知识的一部分的，作为审美的统一，它的地位就要低一些。
从这些论述里，我已经找到了华与华文库《设计的目的2》的主题，就是华与华的设计哲学。我们的两大哲学基础：目的哲学和问题哲学。
中国的哲人，只是止步于微言大义
费希特的哲学是康德哲学的完成，他把自我当作绝对原则，因而必须表明宇宙的一切内容都是自我的产物，而自我同时即是它自身的直接确定性。
这就是陆九渊说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但是，中国的哲人，只是止步于微言大义，而不能构建系统的学说。所以，黑格尔说微言大义不是真正的思想，而是思想的不成熟，是思想的软弱。于是，他就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哲学了。
自我在自身内就包含着自身区别，包含着对立物
自我在自身内就包含着自身区别，包含着对立物。自我是纯思维，是康德所说的那个“真正的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原则是通过概念把握住的现实性；因为现实性正是把握住了的对意识而存在的他物，从而自我意识也就返回了自身。在那经过概念把握住的东西里，自我意识便确认到自己。除了自我，更无任何别的东西存在；凡是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只是存在于自我之内并为自我而存在。
这就是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但是王阳明的“心学”，其实全部就只有这四个字，再加一句话：“君未看花时，花与君同寂。君来看花日，花色一时明。”我在写《华杉讲透〈王阳明传习录〉》时，试图用康德哲学来解释王阳明的“心学”，但写了一段我又删除放弃了。因为王阳明并没有那些思想，他也不是唯心主义，他只是在唯心主义的门口，嗅到了一点点飘出来的味道而已。他的哲学，还是儒家的底子。康德从唯心推论出来的是人的自由和不承认任何权威，王阳明则百分之百是君父的臣子。
哲学是科学之母
费希特提出整个知识学的三个基本命题。第一命题是：我与我自身为同一，自我=自我。第二命题：自我设定一个非我与自身对立，这就设定了某种不同于绝对自我意识的他物。第三命题：我现在区分出自我和非我，这是两者的综合。自我限定非我，非我为自我而存在；自我设定非我于自我之内，自我设定非我与自我相同一。这样自我就取消了非我的不同一性，取消了非我的非我性。费希特说：“我在自我之内设定一个部分的非我与一部分的自我相对立。”一方可以受到另一方的限制。我所掌握的整个领域不是一，而是二。这整个领域应该是自我，不过我设定这领域是可分的，因为其中存在着非我。这个非我使自我受到决定。有时自我是被决定者，但有时，由于自己保持自己，自我又是能决定者，因为它是能思维者。
陆九渊的“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费希特的三个基本命题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中国古代先贤，从来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思辨，这也就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因为哲学是科学之母。
理论活动是不自觉的，只有在哲学的认识里，它才表现为自觉的
你有没有哲学意识？
理论活动是不自觉的，只有在哲学的认识里，它才表现为自觉的。
自我产生表象和思维的一切规定，但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受限制的观念只是浮在通常意识前面，只有哲学意识才认识到受限制原来是自己设定的。呈现在自我面前作为对象的全部实在，都是自我的一个规定。
就像康德那里的范畴和其他规定一样。理论理性的发展就是这种限制的发展，这种活动就是“范畴”。
抄写是强化记忆，也是发动思考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共四卷，我以为假期只能读完一卷，就只带了一卷。读书人最大的悲哀，就是假期还有，书却没了!读书不如抄书，记笔记，就是抄写重要的段落。抄写是强化记忆，也是发动思考。同时，保留记录，以后写作引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查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