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粗着嗓子，盛气凌人，话中满满的敌意。他威胁我：“你一个外地人在北京，老公还经常出差，我住在哪里，你不清楚，你住在哪里，我很清楚，你怕不怕？”
我当然怕。诚如他所说，我老公又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只在客厅开了一盏小灯，光聚在沙发的一角，我坐在角上，握着座机话筒，牙齿打战。我靠仅存的理智挣扎着，在对方自报家门时按下了手机的录音键。等他阴森森地说出最后一句“你看着办”时，我腾地从沙发上弹起，抓起衣服，打开门，奔下楼梯，冲出小区。
我是去报警。
打110电话已经不能抵消我的恐惧，我必须坐在派出所，面对警察，和他一起听录音，才能减缓我的恐惧。
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北方冬天的户外黑、冷，狂风呼呼地刮，道路两旁的树秃着，只剩枯的枝丫指向天空。
这个点儿，公共交通工具都停了。我住在五环外，路两边只有几盏半明不暗的路灯。那时，还没有各种网约车软件。我等了一会儿，拦不到出租车，只有重型货车经过，掀起一片尘土。一辆黑车停在我面前，我别无选择。
十分钟后，我抵达最近的派出所。我找到值班警察，牙齿继续打战。我外放了恐吓电话的录音，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哽咽着讲述事情的原委。警察办公室有暖气，但我的双手依旧冰凉。
那位警察看起来比我大不了两岁，脸白而窄，人瘦且高。他听完我的遭遇，目光流露同情。他表示，警力有限，二十四小时保护我不现实，只能随时发生情况，我随时来报，目前他能为我做的是给恐吓我的人一个警告。随后，他按我提供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对方本来还想抵赖，当警察说他掌握了电话录音，“依照××条例……”，对方的态度明显软下来。
“你先回去吧。”警察说。
“好的。”我裹紧白色羽绒服，拢拢领口，精气神儿仿佛全被抽离。
“你怎么来的？”警察随口问。
“打了辆黑车。”我随口答。
我走出派出所，发现那辆黑车没有等我。我回头，见派出所孤零零地立在宽阔马路的一侧，它是四周唯一的光源。摆在我面前最实际的困难是，我怎么回家。午夜的钟声敲响了，如果说我刚才在小区门口打到车的概率是百分之一，现在则是负一，风更大了，夜更黑了，树木枯的枝丫像要把天撕破。
来自恐吓电话的恐惧还未消除，黑暗里、荒凉中，我不知何去何从，更深的恐惧袭来。面对眼前的一条黑路，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出，想想恶魔抽签般碰上的官司，想想山一般的巨债，这黑路就是我的路——绝路。
事实上，连这条黑路、我注视的方向，我都不能确定究竟是不是通往我家的。我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几步。有乌鸦叫，听起来更像是不祥之兆。忽然，一盏大灯从我背后照亮，我整个人被光击中，瞬间全身麻木，疲倦、仓皇、紧张，没有比那更难的时刻了。
“谁？”几秒后，我抱着必死的心一鼓作气，扭头大喝道。却发现是辆警车，开车的是接待我的警察。
他把头从车窗中探出，灯光照耀下，他的脸白得发亮，他喊了我一声：“上来吧，我送你回去！”
十分钟后，我到了小区门口。路上，我和那位警察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今天，我全部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拖着笨重的双腿迈完六层楼近一百个台阶，拧转钥匙，打开家门再关上，把后背贴在门上，闭上眼。过了好半天，我才能均匀呼吸。
等我睁开眼，对着客厅没关的小灯，它和十几分钟前在我身后突然照亮的警车前灯重合，两束光并成一束光时，我意识到，我在，我的家在，人间的道在，基本的正义秩序在，那些我相信的东西都在，我就没什么好怕的。没有比那更镇定的时刻了。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坐在灯下紧锁十指，一件件捋我要应对的纷纷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