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十八岁时，我从家乡合肥去三百多里外的安庆上大学。同省，两地差别不大，只是安庆更多雨，空气更潮湿，方言听不懂，对说惯、听惯普通话的我是种折磨。有段时间，一听到复杂、浓稠的安庆口音，我耳朵自动发烧。而我对抗不适应和思乡情的办法就是在学校只和同为合肥籍的室友交往，不断增加回家频率，从一开始俩月一次发展到后来一个月两次。
其二，我二十来岁时，从安徽到北京读研，两地气候千差万别，北京离家千里万里。从前，我一个月回家两次，到北京后离家太远，学业太忙，要实习，要找工作，四个月才能回合肥一次。不夸张地说，乘坐公交车时，听见有人说一句带江淮腔的话，我都冲动地上去认老乡；在学校，我更是积极参加老乡会抱团取暖，这成为我抵抗乡愁的最佳方式，而所谓“老乡”，除了合肥人，便是安庆人。
之后，我毕业，经历租房、买房、结婚、安家，从一个单位跳去另一个单位。和敏一样，每当郁闷，便埋在家乡菜中，一顿猛吃，马上被治愈，获得力量；和敏一样，每一次回老家，都是和平行空间的自己对话的痛苦过程，看到任何一个和我同龄的故人，想到当时我若是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今天就会和他或她过着相同的生活，只要他或她身上有我羡慕的一点，我必会怀疑我离开家乡是否正确。
其三，几年前，我因家人事业发展，举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把上海的家安顿好，我竟一再梦到北京地铁五号线，有一次醒来，枕巾居然是湿的，一如年少时从合肥到安庆，大学第一夜，我在寝室的床铺上因思乡而流泪。
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越来越密切，理由简单，我能以正当名义出差回去。我写了很多文章，都以北京为背景，其中一篇小说是关于我安在北京的第一个家——《立水桥北》。我继续寻找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从北京到上海的那些，继续抱团取暖，我们会聊两个城市的不同，聊你为什么走、我为什么来。
从前刻骨的乡愁，如今看来多像没搞懂规则的游戏。
我敢打赌，敏有一天去另一个城市生活，一定会同时怀念潞城和北京。无他，因为熟悉被打乱，因为不适需要出口，而人生时时、处处、事事都会引起不适，和你所在的具体城市本身无关。
这些年，我总和人讨论无法消散的乡愁，我总建议——
买房。是的，如果你留恋一个地方，又不得不远离，你最大的痛苦来自回不去。条件允许，在那儿买套房吧，当你意识到进可攻、退可守，永远有个家在你身后等着你，乡愁自然会好很多。我在合肥买了套小房子后，便可以信心满满地说，我还是合肥人。
多想想离乡的意义。当我无休止地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老家来大城市漂时，我恰好听到著名作家格非的讲座，讲座名为“文学与他者”。格非老师说，写作需要距离，如果鲁迅一直在绍兴，他不会写出《社戏》；沈从文一生在凤凰古城，他可能写不好凤凰。我们只有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人，才能看清楚，以及梳理明白内心的感情。是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在安徽时从没写过安徽，而是在北京开始写安徽；来到上海后，每当我思念北京，我都会拿起笔写北京。
多想想，究竟有多少乡愁是乡愁本身，还是对曾经选择的不确定想要一颗后悔药。
不知而今的敏是否还像之前一样，乡愁浓郁得冒犯到周围人等。我沉思时，敏发给我一份文档，我打开一看，其中有十几条关于潞城的宣传语，字字珠玑，满纸真情。
“你帮我把把关，”敏说，“什么时候有空再去潞城玩，到时候住我在村里新盖的房子，有四个卧室！”
“这是要搬回老家了？”我疑惑地问。
“不，去年我在老家过年，和村里的老太太聊天。我们在河西，她娘家在河东。她说，她一辈子都想河东的家，如果在河东，她什么都会更好些吧。我笑了，想到了我自己。”敏说。
敏无处消散的乡愁啊，终于被治愈了。
让我们四海为家，随遇而安，有牵挂，而非被乡愁羁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