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北宋景德元年，刘承硅已经发明了可以精确秤量五分重的戥杆秤，但是，《茶疏》所述的“秤量”，个人认为，就像我们今天的泡茶一样，应该是用茶匙从茶仓里凭经验钞出的茶量。此处的“五分”，大概是个经验估算值。
北宋李守贵墓壁画,右侧仕女左手持茶仓，右手执茶则，量茶、拨茶末入盏。
此处应该强调的是，如果许次纾是用茶匙，把茶叶从茶仓中直接钞出的，那么，此处的茶匙就是茶则。假如是用戥秤秤出的茶叶，那戥秤就具有了茶则的意义，而与之配合的、能够暂时容纳茶叶的茶勺，就属于典型的茶荷了。
从陆羽的《茶经》，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在唐代煎茶时，1000ml的水量，投茶6~9g；从蔡襄的《茶录》，我们能够推算，宋代点茶时，容量300ml左右的茶盏，投茶1.5~1.8g；从许次纾的《茶疏》，我们也能够看到,明代用500ml左右的壶，投茶1.56g左右。可见，古人饮茶还是很在乎身心健康的，他们并不欣赏和支持喝浓茶的行为。正如许次纾所言：喝茶总是清事，“但令色香味备，意已独至，何必过多，反失清冽乎。”
无竹令人俗。在当代茶席上，我常常去寻觅一段嶙峋的竹鞭，或截取一根一波三折的树枝，或寻找一截斑竹，来制作体现自己美学趣味的茶则。不仅方便实用，而且会使茶席上氤氲着山野清趣。
竹子和茶，自古就有不解之缘，产茶之地也多竹林苔藓。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写道：“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清茶与翠竹，本是山中清物。竹下饮茶，茶引清香，竹添幽境；茶烟竹影，相映成画。明代朱权在《茶谱》里写到过茶架。他说：“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予制以斑竹、紫竹，最清。”朱权虽言茶架，却道出了茶竹相伴，是最相宜的。陆羽也强调，竹可“假其香洁以益茶味”。竹与茶都罕有世间的俗尘气息，可谓双清。杜甫《屏迹》诗云：“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在茶席上，裁一截自己喜爱的竹子作为茶则，茶竹双清，相得益彰。
茶则虽小，意义却不寻常。对于寻觅制作茶则的良材，陆羽深有体会，他在《茶经》中说：“恐非林谷间莫之至。”我也经常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亲自动手，到山野间、竹林里，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审美，去仰观俯察，去信手拈来，做出适合自己的茶荷与茶则。自己亲手制作的茶器，最能体现自己的审美与诉求，用着更是应手舒适。手作之美器，匠心独具，包含着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辛苦和情感，它是对一段历程、一段时光的纪念。在任何时候，带着自己温度的器物，内心最是珍惜，不会随意或轻易丢弃。在生活中，老人常告诫我们要敝帚自珍，这与“茶性俭”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手作“茶则”另一层面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扩张和疯狂逐利的结果，就是竭力采用各种方式，去刺激、放大人的欲望，去鼓励消费和喜新厌旧。用过即丢，同时丢掉的还有良知。这种涸泽而渔的消费模式，不仅严重违背了中华民族敬天惜物的美德，泯灭了个性与自我，而且也容易让人陷入生存的迷茫与作茧自缚。鉴于此，借由茶可以重塑我们的内心，尽量不浪费，少外求，在茶生活美学的渐次构建中，不为物役，不为物累，力所能及地运用自己的双手，解放自己的心灵与智慧，制作一些必需且真正适合自己的茶器，不贪多，常玩味，以物养性，相互滋养。如文震亨所说：“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手作的茶器，便会与心灵相关。手作之美，凝结着我们昨日的生活痕迹。如此饱含着思考与记忆的茶器，在茶席上陈列时，才是有温度、有情感、有诗意、有共鸣的。
滓方，有容乃大
滓方，是茶席上用于收集和汇聚多余茶水、废水以及茶滓的器具。滓方，在日本又称建水，与高屋建瓴的“建”同义，有倾倒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