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叙述可知，从明代的万历皇帝、梁王到西门庆身边的达官贵人，都在用镂空茶匙喝茶。宁王朱权也不只是清饮，真实生活中的他，也在食用花果茶，只不过他选用的茶匙是竹子编的，谓其林下超凡出尘之物。可见，饮茶之事，并没有多么明显的雅俗边界，喝什么？怎么喝？并不重要。雅与俗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一颗清纯无邪的心灵。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种镂空撩茶取果的茶匙的应用，不会晚于元代，而以明代为盛。元代王祯在《农书》记载：“茶之用：芼核桃、松实、脂麻、杏仁、栗任用，虽失正味，亦供咀嚼。”这足以可以证明，在元代已经有了花果茶的喝法。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咏嘉靖雕漆茶盘》的诗注后写道：“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纪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这也证明了乾隆皇帝在喝三清茶时，茶瓯里的松子、佛手等，是需要用镂空茶匙捞着吃的。我喜欢用老竹片手工磨成的茶荷，其横断面的竹肉，如美丽的鱼子纹，色泽由红到黄、深浅不一地分布着。岁月沉积在茶荷上，微微泛着暗红的包浆，那温润如玉的光泽，隐藏着的是惜物之心，是对精致生活的重拾。老茶荷在茶席上，像谦谦君子，幽隐含蓄亲切，清凉滋润素雅，令茶席沉稳入世，多了些烟火气息。而为世人所珍视的斑竹或湘妃竹茶荷，摆放在茶席上会略显花哨，但精美的，却是可遇不可求了。
我们日常所用的茶荷，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又经常在茶友之间穿梭传递，因此，茶荷的定期消毒，显得尤为必要。在公共场所，如若选用能够自行抑菌杀毒的银质茶荷或铜质茶荷，才是上佳的明智选择。铜茶荷带有金属的异味，可能会干扰、影响到茶的本真气息，这点需要引起注意。对此，罗廪在《茶解》中写道：“茶性**,易于染着,无论腥秽及有气之物,不得与之近，即名香亦不宜相杂。”而手打的银质茶荷，没有任何的异味，摩挲使用日久，便会生出玫瑰红色的沉稳包浆，入驻茶席自会增彩添色，蓬荜生辉。
湘妃竹茶荷。
茶荷，有时会被清洁的白纸、树叶取代。在潮汕工夫茶的冲泡程式中，就有茗倾素纸、壶纳乌龙的细节。一纸漫卷，素宣香茶，此时若有翠竹投影其上，这席茶，便多了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墨色了。
茶则，增减计量
茶则，是量取干茶的计量器具。依靠茶则，从茶仓里，量取大概所需要的茶叶，同时依靠茶则，把茶叶轻轻地拨入泡茶器内。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类型的茶则，因器形和功用的差异，便会兼顾计量、承载、拨茶、疏通壶嘴等多种职能。
茶则之“则”，包含了量取、则度、准则等含义。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写道：“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
茶荷与银鎏金茶则。
从陆羽的描述能够看出，唐代使用的茶则，选材已是非常广泛。从中也能看到唐人，使用方寸匕作为茶则的例证，以及根据个人对茶汤浓淡的喜好，以之增减茶量的过程。
宋代点茶所用的茶则，如蔡君谟《茶录》所记：“钞茶一钱匕。”宋代的一钱匕，即是一个五铢钱可以钞起的最大容量，相当于今天投茶量的1.5~1.8g。清代蔡云在《癖说》中指出:“量药器有三等，大者方寸匕,匕正方一寸。次者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小者五匕，半五铢钱之积。盖刀圭以有柄如刀得名，而方寸匕因之。五匕以钱边五字得名。”
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明确提出了“秤量”一词。其中记载：“茶注：容水半升者，量茶五分，其余以是增减。”明代的五分，相当于今天的1.56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