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通过别出心裁，去衬托和表现茶的清雅；
要画龙点睛，传递出幽微淡远的茶境。
文人插花，如花在野
茶席的插花，要与茶席呈现的多维美学空间相得益彰，因此，插花的体量和高度，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茶席空间的制约。陆羽《茶经》提出的“茶性俭”，对茶席插花的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茶席的插花，要通过别出心裁，去衬托和表现茶的清雅；要画龙点睛，传递出幽微淡远的茶境，以及静清和雅的茶之精神，这就使茶席的插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
明末陈洪绶的《痛饮读骚图》， 锈迹斑斑的青铜觚内，清供一枝白梅和一杆翠竹，与主人的红衣形成强烈对比。
茶席插花的基本特点为：构图简洁，花枝少而花色新鲜，造型不拘形式，自然生动；结构疏密有致，起伏有势，不齐不匀，虚实相生；花宜素雅，不求繁多，只插一枝、两枝、最多三或五枝，格高韵胜；并着力追求色彩美、线条美与构图美，以达到朴素大方、清雅绝俗的艺术效果。
明代袁宏道《瓶史》提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袁宏道认为，赏花时，有茶相伴最为清雅。反过来，在品茗时，也应该选择最清雅的插花于席，寄情于物，以花言志，始能足以表达文人雅士的诉求和风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文人插花艺术，为茶席的插花提供了理论参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茶席的清雅插花，已不同于宗教供花和华贵富丽的宫廷插花，更不同于生活花艺。究其本质，它是最适合清供、清赏的传统文人插花，这种传承，从中国传统文人插花的发展脉络中，还是能够清晰地梳理出来。
文人插花源自晋唐，盛于宋明。讲究清新脱俗，不拘形式。花材常选一种、两种，多则三种，着力寻求山野清趣与诗意的流露。
南北朝时，诗人陆凯《赠范晔诗》有：“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诗人折一枝梅花，让北去的驿使带给自己的朋友，已经涉及插花的清赏与情感表达，可视为是早期插花的简易形态。庾信的《杏花诗》有：“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在春色盈野时，可插一枝“淡红褪白胭脂涴”的杏花，来宴饮朋友，以助盛况。
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可谓是中国插花的最早文献。虽然只有区区75个字，但却涉及了插花的品格、清供与赏玩。明代袁宏道所著的《甁史》，从其结构与内容来看，是对《花九锡》的继承和深化。
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锦洞天”，是我国最早定期公开的插花艺术展览会。韩熙载的香赏“五宜说”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宋代是文人插花的发展期，所插的花卉以梅花、海棠、木樨居多。从宋代的文献里，还看不出插花技法与理论的成熟，其中多为闲情逸致，随意而为之。上述结论，从以下的宋代诗词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仇远诗云：“瓶插梅花一两枝，逋仙隐几自吟诗。”曾几诗有：“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此外，仇远还有：“偶得数枝梅，插向陶瓶里。”苏辙也有：“案头乱插铜瓶湿。”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谈道：“满城皆是插花人，负担者亦然。”苏轼的《答王巩》诗云：“醉中插花归，花重压折轴。”此处的“插花”，是指秦代以降的簪花习俗，不同于当下的插花艺术。
明代，是文人插花发展的成熟期。花令人韵。明代文风鼎盛，尤其在高濂的《瓶花三说》（1589）、张谦德的《瓶花谱》（1595）、袁宏道的《甁史》（1599）等插花专著相继问世之后，幽人韵士，开始依此建构完整而周严的插花理论体系，清疏淡远、各具画意的美学标准趋于成熟。于是，明代以降的文人们，便从一枝花、一方木、一角山、一汪水里，细微处见宏大，清浅中见深刻，文人插花既成为了娱己赏玩的幽栖逸事，又是别具意蕴的心象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