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瓶并非是瓶，它只是借助了瓶的形状故名。汤瓶从唐代发展到宋代，在兼顾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标准下，开始容量减小，变得轻巧雅致。宋代蔡襄《茶录》里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指出：“瓶宜金银。”因汤瓶口小，有其局限性，难以像唐代那样，能够观察到瓶中水沸的情况，因此，只能依靠细听水声噪动的变化，来判断水沸的具体程度。故蔡襄在《茶录》中感叹：“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记载：“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苏轼在《试院煎茶》诗里，曾经描写过听声辨水的一些细节。他写道：“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当听到类似松风的飕飕鸣响时，瓶里的水已近三沸状态，就可以熁盏点茶了。南宋李南金的《茶声》诗，则写得更为具体，其中的“砌虫唧唧万蝉催”，近乎唐代煎茶时、目视蟹眼、鱼眼的一沸；“忽有千车捆载来”，近乎《茶经》“缘边如涌泉连珠”的二沸；待到“听得松风并涧水”的三沸之时，就可以“急呼缥色绿瓷杯”了。尽管点茶时候汤最难，但“听汤响”，却成了宋人煎茶时的乐趣之一。黄庭坚曾有诗调侃道：“曲几蒲团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
到了明代，随着条形散茶的流行和发展，使饮茶方式变得更加简约自然。唐代煮茶的鍑和宋代点茶的汤瓶，逐渐被精巧简洁的陶器、银器和锡器取代。张源的《茶录》记载：“桑苎翁煮茶用银瓢，谓过于奢侈。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卒归于银。愚意银者宜贮朱楼华屋，若山斋茅舍，惟用锡瓢，亦无损于香、色、味也。但铜铁忌之。”文中的桑苎翁，是陆羽的别号。由此看来，从唐至明，银器作为至洁而不损茶味的最佳煎茶器、煮水器和泡茶器，一直受到贵族和文人的认可与重视。
瓶宜金银， 铁包银的技艺，已不多见。 如锦衣夜行， 低调朴素的奢华。
清代至今，银壶、铜壶、铁壶、砂铫、紫砂壶、不锈钢壶、玻璃壶等，不同材质的壶，层出不穷。在银器已走入寻常百姓家的今天，在煮水泡茶时，我崇尚首选银壶。首先，银器洁白体轻，使用久了，其包浆会泛着耐看的玫瑰红色，如红颜知己，伴久爱愈甚。其次银能抑菌，不类“铜臭铁腥”，银器煎水没有任何的异味，并且由于银导热快，能使水沸腾迅速，且有活水效应。因此，银壶煮出的水，甘甜柔软。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这样强调：“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
专门为当下煮茶设计的银壶。
铁壶的外形古朴厚重，近几年，受到很多习茶人的追捧。早期的旧铁壶，困于冶金技术和铁砂的局限，使铁质内保留了较多的铁磁性氧化物，从而使早期的铸铁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水质软化效果。老铁壶在茶席上，确实能产生肃穆沉静的感觉，这一点，便是日本回流老铁壶的优势。但是，在铁壶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壶内壁的洁净，不允许有铁锈存留。尤其要注意铁锈对水质的影响，以及对茶的香气、滋味与汤色的干扰。铁壶内壁红色的锈层，基本是三价铁为主的氧化物，绝对不会有二价铁的存在。二价铁具有还原性，也不会以二价铁离子的形态，游离在铁壶煮出的水或茶汤之中，所以铁壶煮水，并不具备补铁的疗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