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感觉的宣泄密切相关的投射与射出（ejecting）历程，似乎在某些哀伤的阶段会被一种广泛的躁动控制所抑制，而在这种控制放松时，才能再度比较自由地运作。哀悼者不但经由哭泣表达自己的感受、减轻紧张，更因为在潜意识里泪水等同于排泄物，因此他也借由哭泣排出他“坏的”感觉和“坏的”客体，而能从哭泣中获得更大的纾解。当内在世界有较大的自由，就表示内化的客体不再被自我牢牢控制，而能有较大的自由，也就是容许客体本身有更大的感觉上的自由。在哀悼者的心里，他内在的客体也同感哀伤。在他心里，他们分享他的哀伤，就像真实的好父母会做的一样。诗人说：“天地同悲。”我相信，在这里“天地”就代表了内在的好母亲。但是内在客体之间是否能同理与分享哀伤，同样与外在客体息息相关。如我之前所说，当A太太较能信任实际的人事物，并且得到外界帮助时，就比较能放松对自己内在世界的躁动控制。因此当内射（以及投射）更自由地运作时，主体也能从外界得到更多的“好”与爱，在内心感受到更多善与爱。在哀悼的早期，A太太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她的失落是她试图报仇的父母加诸她身上的惩罚，但现在她已经能在幻想中感受到她（早已去世）父母的同情，以及他们试图支持她、帮助她。她感觉他们也承受了严重的失落，跟她同样哀伤，就像他们如果还在世会有的感受一样。在她的内在世界里，严苛与怀疑已经降低，哀伤随之增加。她流下的眼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她内在父母流下的眼泪，而她也想安慰他们，就像他们在她的幻想里也会安慰她一样。
如果主体逐渐重获内在世界的安全感，就会开始容许自己的感觉和内在客体重生，重新创造的历程于是展开，希望重新出现。
如我们在前面所见，这样的变化来自于构成忧郁心理位置的两组感觉的特定转变：被害感减少，以及完全感受到对失落客体的渴慕。换句话说，就是怨恨消退，而爱被释放。被害感在本质上必定是由怨恨而滋长，又反过来滋长怨恨。更进一步而言，被“坏”客体迫害和监视的感觉，必定使主体觉得需要持续地监视这些客体，而导致主体更依赖躁动防卫机制。这些防卫机制，由于主要都用于抵抗被害感（而非抵抗对所爱客体的恋慕），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施虐与强烈的性质。当迫害降低时，对客体的敌意依赖，以及相伴的怨恨，也就降低了，而躁动防卫机制也就放松了。主体会渴慕失落的所爱客体，所以也会对他依赖，但这种依赖会激发主体去修复和保存客体。这种依赖是以爱为基础，所以有创造性，但以迫害与怨恨为基础的依赖不但贫瘠，甚至更有破坏性。
因此当主体彻底感受哀伤，绝望升到最高点时，对客体的爱也最是高涨，哀悼者也会更强烈感觉内在和外在的生命终究都会延续下去，而失去的所爱客体可以保存在心里。在这个哀悼阶段，痛苦能带来创造力。我们知道各种痛苦经验都可能激发升华，甚至引发某些人新的天赋，让他们在挫折和磨难的压力下，开始画画、写作或从事其他创造性活动。有些人会在其他方面变得有创造力，例如更能欣赏人事物、与别人相处时更宽容，或是变得更有智慧。我认为，人便是经由类似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哀悼历程各阶段，才能得到这样的收获。也就是说，不快乐经验引起的任何痛苦，不论是什么性质，都跟哀悼有共通点。它会重新启动婴儿期的忧郁心理位置。遭遇和克服任何类型的逆境所需的心理工作，都跟哀悼有相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