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莫尔的社会政治理想在那个时代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形式。《共产党宣言》中对19世纪初期的空想主义者的描述是：“这种幻想出来的未来社会的样子，是在无产阶级尚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下被想象出来的，产生于无产阶级最初对于社会总体改造那充满预见性的激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产生于幻想中的未来社会方案的现实条件所做的预计，适用于圣西门、傅立叶生活的时代，也适用于莫尔所生活的年代。虽然莫尔极有天赋，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并且他也对这些矛盾进行了强烈的指责，但是，他没有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发觉消除这些矛盾的唯一方法。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还不能提供使无产者成为一个社会阶级所必需的前提，而且促使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时机也尚未到来。这个“幻想出来的样子”是莫尔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能够用于表达他大胆的社会思想的方法。
《乌托邦》第一部的内容主要是描述莫尔所处的时代，关于欧洲各国的基本政治生态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谈话。
在谈话中，旅行家希斯拉德代表作者莫尔的观点，他尖锐地批评了那时在英国已经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希斯拉德强烈抨击当政者的对外侵略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不仅害得被侵略的国家民不聊生，而且侵略国的人民也会罹遭不幸。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违反执政者应当心怀天下、关心百姓、保护人民的统治原则，无情地剥削臣民。希斯拉德指出，人民选举执政者是为了让执政者为百姓谋取利益，而不是让执政者谋取私益。君主的荣誉取决于人民的幸福。但是，在国王的宫廷里，并没有人在意这些原本合情合理的原则。国王的大臣们一心阿谀谄媚，随时都能为那些用于剥削百姓的决议找出一大堆理由，并且为国王提供源源不断的剥削人民的方法。甚至臆造出荒谬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王所做的事都是公道之事，因为国家的一切人和物，包括百姓在内，都是国王的财产；而人民之所以能够拥有资产，都是因为国王的恩赐。他们还大肆宣扬这种谬论，说过着贫穷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忍耐力，因此利于社会安定。而事实却与之相反，贫穷永远是祸乱的根源，因为最愿意发动革命的，就是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不满的人。一个统治者，如果使得他的臣民生活艰辛，就应当承认自己的无能。但是，国王们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妥善地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如何用尽一切方法去吞并其他国家以扩大自己的版图。为了准备战争，每个国家都会养很多的闲人，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并不从事任何劳动，并且还瞧不起劳动人民。希斯拉德和与之交谈的英国人说：“在我看来，无论有什么理由，为了应对战争而养活一批扰乱治安的人都是不利于社会的。如果你们不想战争发生，你们的国家就绝对不会有战争，而你们应该更加珍视和平，而不是战争。”莫尔借希斯拉德之口，坚定而直接地指出了当时社会中最大的毒瘤，即社会发展的首要和根本祸害就是贵族。这一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依靠佃农的劳动生活。他们为了多挣钱，还要拼命地剥削辛苦劳动的淳朴人民，百姓每日辛苦劳作，不仅要养活这些贵族，还要养活贵族的随从们。莫尔在指出了16世纪仍然存续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后，又强调了当时的封建制度中新出现的丑恶状况，这些状况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出现的。《乌托邦》第一部还详细描述了英国农民是如何在养羊业发展的过程中被剥削土地的，这就是圈地运动，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几乎所有讨论到16世纪英国的著作都提到过这件事。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提及原始积累时，曾两次引用了《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