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参见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中译本代序》，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9～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亦可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2～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8]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12页。
[19] 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实际上也以其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建构了一套关于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逻辑。他首先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出发，默认聚落村庄的分布呈完全均质状态，而每个聚落中的家庭均有必不可缺的物品交换需要，在此基础上，他以平面几何学的逻辑，论证了作为中心地的市场与周边村庄聚落必然形成的六边形关系。在这一理论架构之下，他从中国成都平原等地的经验事实出发，分析了这些地区的村庄与市场中心点之间的平面分布关系，发现传统中国的农村市场分布，符合聚落与中心地之间的六边形结构。他进而以此为分析路径，探讨了这种作为六个村庄中心地的地方小市场之间，如何建构起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直到城市市场、区域市场的市场层级体系，并揭示了作为中心地的市场同时也是民众信息沟通、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中心地的意义，并且同时揭示了在这些层面的中国社会的层级体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施坚雅实际上建构了一套关于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逻辑理论。但是，第一，他这套理论的核心，是从经济人类学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的以市场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结构，进而解答“中国地域如此广大，为何不像欧洲一样分割成数十个国家”这一西方中国研究的经典问题，市场形成的逻辑，是其分析的逻辑起点而非其核心；第二，其传统中国农村市场形成的逻辑体系，并非由其发明，而是他借用地理学的中心地学说，分析中国的经验事实而建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体系，本质上是几何学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将其置于本书关于市场形成理论的逻辑脉络中展开讨论，但其关于传统中国市场体系的理论，对西方中国学研究以及国内学术界影响甚为深远，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故于此备一注，以供读者参考。详情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21～22页。
[21] [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译，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2] 参见[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39～50页。在这一章里，哈耶克事实上经常提到中世纪及其以前的贸易及贸易地点，但他并不认为这些贸易就是他要讨论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
[23] 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美]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24]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见[美]奥利佛·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马斯滕编：《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李自杰、蔡铭等译，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5] [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见[美]奥列佛·威廉姆森、[美]斯科特·马斯滕编：《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7页。
[26] 这一组织自身的形成，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尤其是在讨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思想家，如哈耶克看来，也是自发的。参见[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42～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