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文的讨论与总结，分析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的最重要的取径，当然与经济学理性选择逻辑有所不同，我们不应该从古典经济学的价格机制出发，而应该从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开始。但是，从“嵌入”理论如何开始我们的分析，仍然是一个问题，毕竟不能用嵌入二字空洞且模糊地概括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我们需要的，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以细致的逻辑关系来辨析市场如何“嵌入”社会，即在哪些地方嵌入、嵌入的方式如何、嵌入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何种市场逻辑，等等。在这方面，符平有过比较深入且成熟的思考。他指出，波兰尼提出了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却并未给出嵌入的定义，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嵌入一词亦仅出现三次。但波兰尼始终相信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建制之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经济的基础。市场不是天生的，缺乏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捭阖互动与历史性流变，任何形式的市场都不可能诞生。不过，真正使嵌入一词成为经济社会学的纲领性术语，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却是格兰诺维特。格兰诺维特细致地展示了人们的经济行动受到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的经验事实与逻辑，显示即使在相同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如果社会经济行为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同，其结果也会有显著的不一样。用工、定价、生产力和市场创新，都显示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作用。[64]继格兰诺维特重视市场与人际关系网络的密切关系之后，弗雷格斯坦和泽利泽尔进一步发展出市场的政治与文化嵌入理论，探讨了市场行动者如何与国家展开政治博弈，为市场创造产权、治理结构、交易规则等制度条件，促进国家建设的逻辑，并分析了市场行为如何创造性地嵌入当地文化，从而限定既定市场竞争如何展开的事实。[65]从此，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在人际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领域均得以展开。[66]在他们已有研究技术和思想的基础上，符平提出了自己探讨“市场的社会逻辑”的路径。他认为，要研究市场嵌入社会，就必须采用波兰尼的社会构件嵌入论，将市场当作“社会构件”进行分析、定位，将具体而真实的市场作为研究起点，将市场行动者的算计行为置于社会结构和文化框架中加以解释，坚持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剖析使市场中的制度化交换得以实现的结构性因素，并对市场秩序形成和发生变迁的现象进行因果分析。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提出了要以政治-结构框架来研究市场的逻辑。这一框架认为，一是作为经济范畴的市场建设是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经由国家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建构、形塑，他称此为市场的“国家基石论”；二是市场行动者创造稳定市场环境的行动，以及形塑市场关系规则的过程，全部都是政治和权力的运作过程，他称此为“政治过程论”。在这一框架中，规范和影响经济的，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为客观且真实的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如科层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行业协会等都是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的“显结构”，而经济生活中那些被行动者普遍认同和实践的，在外部形态上表现为主观而虚拟的要素，如经济惯例、习俗、理念、商业观、关系文化、未成文的行规等，则属于社会的“潜结构”。[67]符平认为，综合“显结构”和“潜结构”，注重国家基石和政治过程，这一政治-结构框架可以为解释市场的社会逻辑提供足够的力度。[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