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除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之后，我们继续声明，本书也不对某一具体商品的销售对象和辐射范围意义上的市场有特别兴趣，毕竟讨论它，是市场营销学的责任与义务。同样的，由于经验事实或者说史料的局限，也由于众多大师有了诸多卓越的理论，本书也不准备研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逻辑，在下文将要展开的故事里，我们要读到的都是清代中期的材料，在那个时间段里，中国的市场离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尚有极其遥远的距离。我们要研究的，不可能是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意义上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如何引导市场形成的逻辑，显然，我们要研究的恰恰是它们的反面——市场形成的社会机制与逻辑。我们研究市场形成，讨论的是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形成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过程之间的中间环节，这是一种已经有市场交换基础，离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又还有相当大距离的市场。在总体上，它已经超越莫斯所讨论的“礼物流动”的范畴[61]，却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的体系。在波兰尼的体系里，这属于“再分配”经济形态中的市场。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他将中国传统时期的市场，列入“再分配”型经济体系，他说：“互惠和再分配这两种经济行为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小的初民共同体，也适用于大的、富有的帝国。……‘当少数家族的政治力量增长、僭主出现的时候，分配功能也就随之增长。首领接收农民的礼物，这种礼物现在已经变成了“税”，并在他的官员——特别是他贴身的宫廷官员——中进行分配。’‘这种发展涉及更为复杂的分配体系……所有的古式国家——古代中国，印加帝国（theEmpireofIncas），印度诸王国，埃及，巴比伦——都利用一种金属货币来应对税收和薪俸问题……分配给官员、士兵和各个有闲阶级，也就是说，分配给人口中的非生产部分。在这种情况中，分配履行了一种极其重要的经济功能。’”[62]这种再分配体系，是人类经济史中的重要经济行为原则。“在古代巨大的再分配体系中，交易行为和地方市场都是常见的，但总是只具从属性的现象。”[63]波兰尼承认在这一体系和原则之下，作为交换活动的市场的存在。但在他看来，这并非他要讨论的自发调节的市场，也就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统一市场意义上的市场。而本书所要讨论的市场，无论是从市场演进的逻辑脉络，还是从中国历史的时间段来言，均属于波兰尼“再分配型”经济行为原则下的市场行为。但比较特别的是，清代的这一市场与波兰尼所论述的再分配型体系，显然存在诸多不同，它并非再分配一词可以概括，揭示这些不同，正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另一方面，波兰尼认为，无论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统一市场，还是此前的“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型体系下的市场活动，均嵌入社会体系中，并且在工业革命以后仍无法脱嵌。但是波兰尼并没有细致地探讨市场嵌入社会的机制，因此，深入研究该嵌入机制，本身就是本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探讨该机制，分析的正是所谓市场的形成。
在市场得到界定后，何谓形成，便成为关键。那么，本书讨论从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到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这一链条中间的“再分配型”体系的市场，其形成所指为何呢？显然，在这一阶段，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场以及作为销售对象和地域的市场均已存在，我们要讨论的市场形成，不是某一交易场所的产生，也不是某一货品成为商品的过程，而是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因此，本书所谓市场的形成，讨论的是传统中国“再分配型”体系下的市场在社会体系中成为市场的逻辑与机制，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市场形成路径和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