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我奉派与省社联秘书长李德仁、学术秘书欧阳一道前往北京。她们负责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我则专门与学术界联络。在此之前，我已经将自己执笔撰写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初稿寄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前辈。因此，到北京之后，我就直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
那时，近代史所的人都下放了，但因范老的托付，留下了刘桂五、王仲、赵金钰三位专门接待我。刘桂五是学术秘书，王、赵二位则奉派具体审阅我的文稿。浙江大学的杨树标正在近代史所进修，我就和他住在一间房。
在近代史所安顿下来之后，我认真听取了刘、王、赵三位的修改意见，其余时间就用来阅读该所收藏的重要书刊。
有一天，桂五对我讲：“你来了，刘大年你见不到了，他们都下去了。有一个人你非见不可。”
我问：“哪一个？”
他说：“黎澍。”
原来，为了加强对中国近代史所的领导，黎澍在前不久已被任命为该所的副所长。不过，办公地点暂时仍在中宣部。
一听说要到中宣部见黎澍，生平怕进衙门的我有点紧张，问桂五：“我能进去吗？”桂五说：“没问题。你有证件，你说明要找谁就行了。”
经桂五安排，我在约定的时间前去拜会。中宣部的门禁并不严，也没人查我的证件，我径直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几个人也不得要领，都说：“他调走了吧。”
正在为难之际，一个中年妇女路过，主动问我：“你找谁？”我说：“找黎澍。”她笑着说：“跟我走吧。”
跟在这位女同志的后面，我进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前，一个谢顶的中年人正在伏案工作。“这不是列宁在十月吗？”我心里这样说道。
女同志上前，轻声说道：“有客人来了。”说完便进了内室。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同志乃是黎夫人。
黎澍让我坐下，不等我说明来意，便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看来经桂五安排，他已知道我的来意。他所讲主要围绕两点展开：双百方针，实事求是。
讲双百方针的时候，反复解释之外，还给我打比喻：“如果一百株花都是一样形状，一样颜色，好看吗？又好比一百只鸟，叫起来都是一种声音，好听吗？”看我点头，他才满意地笑了。
讲到实事求是，他说：“现在学风不好，尽讲空话，空头理论，范老要在《历史研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放空炮》。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你们要开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正好可以借此改变学风。”
他还问我准备提交什么论文，我说是结合辛亥革命探讨资产阶级性格。他对此未置可否，只是强调一定要有大量史料，从历史实际出发，并劝我不要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辛亥革命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争论，切切实实做自己的研究。
临别，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央已经正式同意在武昌举办这次会议，并且希望通过此会纠正当前学风。”他还叮嘱，因为尚未正式发文，暂时不要向湖北传达消息。但我实在大喜过望，没有想到我的一个临时动议，中央如此重视，将其放到纠正学风的高度，忍不住向李、欧两位大姐透露了这一信息。有了这一重要信息，我们就等于吃了定心丸，北京之行的目的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