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规定，本地干部为正职，学校下去的干部为副职，其用意十分明显，土改要以当地干部为主，外来干部为辅。但是，实践中，却存在“洋包子俘虏土包子”的现象。
我们的大队长是个河北人，年轻的老革命，十多岁就参军，打过仗，身体很棒，武艺高强，但行伍出身，级别不高。大学下去的干部，资历老，级别高，能说会道。要说土改，他们也有资格说话，因为有些人在老区的时候就参加过。因此，土改一开始，就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副职头头是道，正职沉默寡言。
大概大学的领导们受了邓子恢的影响。邓子恢强调政策的严肃性，主张稳当扎实，反对暴风骤雨。他是中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之一，具体负责抓土地改革。我们进行土改，每次开会，都以学校去的领导为主，开会程序大体与学校相同，也开展了一些工作。
别人的工作如何开展，我不大清楚。作为负责宣传教育的秘书，我按照要求，除了在简报上做些宣传之外，还亲自对农民和地主双方都做了一点政策性的宣传教育。
对地主，我奉命主持过“地主学习班”，向他们训话，主要是讲解土改政策，介绍中共阶级路线，要他们认清前途，配合土改。不过，这种学习班也许太和风细雨，地主们似乎并不当回事。这也是人之常情，有谁愿意轻易把自己的土地财产交出来，分给大家呢？
对农民，更是教育为主。我应邀向他们宣讲过土改后的好处，告诉他们，土改后将会走苏联的道路，实行合作化，建设集体农庄，康拜因（指联合收割机）在大田野里开，物资丰富，生活幸福，云云。这种宣传能有多大效果，我心里也没有底。唯一能够证明我的宣传还有点影响的，是物理系一个学生，扎根在一户人家，家里有一个姑娘，听了我的宣讲之后，特别激动，非要那个学生带着来见我，说她很崇拜我。我说：“崇拜我什么啊？”她说：“你讲的‘新农村的前途’和‘土改与合作化’，太美好了。”大概我的宣讲，还能燃起部分青年农民的**？
我们那种土改方式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分不下去。扎根也扎了，串联也串了，宣传教育轰轰烈烈，但群众还是发动不起来，只有极少数积极分子围着我们转，其余多数人都在观望。相反，地主富农的态度还有点强硬。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法“斗地主”，分田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