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登上讲台
1949年7月到武汉之后，我已经参与一些教学工作。牟政是五十七队的队主任，点名要我担任该队助教，主要是协助方衡老师做辅导工作。
1950年，在教育调查结束之后不久，教育学院历史系办过两次为期一年的短训班。古堡任行政助理，负责学生思想工作。当时我已经结束研究生学习，担任历史系助教，协助系主任方衡处理教学工作。
其中一个班的训练对象是从各省市推荐来的中学教师和行政人员骨干，很多受训人员年纪较大，四十岁以上的占有很大比重。少数骨干教师，都过五十了，比我父亲年纪还大。有的学员学问非常好，像张立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熊十力、马一浮等，马在重庆办复性书院，他是得力助手，而且儒佛兼通，尤精宋明理学。面对如此复杂的年长学员，我登上讲台的勇气来自哪里？来自领导的鼓励，更来自共产党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自居，满腔**地向大家宣传真理。当然，这些年长的学员对我也非常宽容与理解，实际上我在内心也很尊重他们。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政治上多么先进，因为无论学问与社会经验他们都比我丰富得多，更没有说过“你们是落后分子，我们来改造你们”之类的话。他们都有丰富的经历，我非常看重这一教学资源，在上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时候，每讲到革命史上的某一段，我都请几个人来做回忆（有好几位还参加过大革命），让他们在教学活动中重温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种做法很受学员欢迎，因老师尊重学生，并且虚心发扬学生的优长，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师生关系尤其融洽。
土改后回到学校，我已提升为实习教员，可以独立自主讲课了。从1952年到1954年，我主要讲中国革命史，分别在历史、政治、教育各系科上课，并且还参与《新民主主义论》大课的分系辅导，直到1954年秋季才正式给历史系本科生上“中国近代史”专业课，我的第一批学生是1952年入学的，1956年毕业。这段时间还办过历史科，两年毕业。历史科学生年龄偏大，大都与我年龄相若，有的调皮学生公然喊我“小老师”，这令我有点尴尬。很多年后，始作俑者和我讲：“那样喊你是表示亲近，没想到你想多了。”我从小就被视为“小”，因此有点忌讳，认为称我“小”是不把我当男子汉。不过，就整体而言，我和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很多学生长期与我书信往还，有的人20多年以后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师历史系。
就这样，我在华师为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上课，和毕业班到中学实习，跟着学生一起成长，可以说完全是从基础课教学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回想起来，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很有好处。至少，对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掌握得比较牢固，这对于开展专题研究是有好处的。近些年来，中国的高校不重视教学，似乎只要在某一领域出了专著或论文获得了大奖，就算是有水平的老师了，这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首先要能在三尺讲台上立得稳脚跟，才能谈进一步的高深学问。教学马虎，对老师，对学生，都大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