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大学确定要办历史系，被分到历史组以后，我陡然感到了压力。虽然大学专业是历史，但却连本科也只读了两年多。在中原大学结束培训之后，虽在政治研究室有一个研究生的身份，但也没有在历史专业方面下多少功夫。我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太薄了！为了能胜任历史学的专业教育，一有时间，我就努力充实自己，经常自学到深夜。累了的时候，有时也会约上几个人，到粮道街小店吃点宵夜。那时物美价廉，一毛钱能买一碗炖猪蹄，或好多个鸡蛋。
为了加强师资力量，教育学院将一些教师送到人民大学去进修，跟随尚钺等老一辈学者和苏联专家学专业。不知何故，我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因此，我只能自己加倍努力。我曾经写信给大学时代的导师陈恭禄先生，向他请教如何教学，得到陈先生的热心指点。我也曾经向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请教，他也给予了必要的指点和鼓励。
最初为中国近代史课程写讲义，我主要参考的是胡绳的一个提纲。此前，我们系的主任田家农到中央党校学习，带回来一份胡绳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提纲，我就以此为基础，尽量补充一些材料，做成自己的教案。之所以说是“尽量补充”，是因为可供参考的资料实在有限。历史类的杂志也很少，主要就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资料》，我都订了，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尽量吸收一些新信息到讲义中去。
经过两三年的积累，到1954年正式给历史系本科生上专业课的时候，还是脱不了讲稿。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照着讲稿念。好在此前有过一点在中学上课的经验，也有过一点在大学当助教的经验，还不是很怯场，即使念讲稿，也不那么呆板。
并且，我从一开始就追求两点：一，每堂课上一定要有若干精彩之处；二，讲授语言尽量风趣一点。这样做果然有效果，学生大多能听得津津有味。
再往后，我自己在教学之余也从事一些研究，参与到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中去，对太平天国性质、近代史分期等问题都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在课堂上也适时地向学生介绍一下学术界的动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学生听了也很高兴。
应该说我很幸运，从一开始，教学就受到比较好的评价。历史系学生曾经把本系讲课比较好的教师称为“四大金刚”，我是其中之一。并且，不论是最初那些年长的调训人员，还是后来的本科生，好些年长学员都觉得我“前途不可限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我做出如此预言，但这确实成为鼓励我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