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执教鞭的时候，华师校园还在昙华林。昙华林在城内，出了校门，就算是城外了。华师的教学走上正轨之后，原华中大学的教学楼就不够用了，乃在城外新盖了一些木头房子做教室用（习惯上称为华中村，历史系的教室就在这里），住宿则在“城里”的校舍，我当时住在颜母室，那是颜惠庆以他母亲的名义捐建的一栋房子。
武汉人把吃早餐叫作“过早”。每天早上，街边的小店小摊到处都是，“过早”很方便，只是市容受影响。听说民国时期，华中大学的师生也都市民化，喜欢在街边买点东西，边走边吃。到武汉之后，我也很快学会了这种“过早”的方式。武汉的早点堪称丰富，有一种用米浆炸出来的叫作面窝的点心，我颇喜欢，经常享用。
那时才登上讲台不久，离不开讲稿。上课之前，总要很认真地把讲稿整理好带上。有意思的是，清晨“过早”时享用了面窝，晚上做梦的时候，还在享用。并且，在梦中，有好几次都为了不被面窝上的油弄脏了手，而顺手拿了一张纸将其包起来。结果很不幸，上课的时候，发现包面窝用的是讲稿，讲稿缺了页，连贯不起来，急得不行，直到梦醒。这是我在那时最可怕的噩梦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现实中，还真有那么一次，上课忘记带讲稿。那一刻，真的是大脑发懵，紧张得不行。但已经上了讲台，上课的时间已到，无法回去取讲稿，只好强作镇静，凭着以前的积累和备课时的记忆，信马由缰地讲起来。那一次课，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上完的。但是，下课之后，同学们却都很高兴，围过来对我讲：“老师，您这一次课讲得比以前好得多！”这就更出乎我的意料了。
不过，我也因此而受到鼓励与启发，在那之后，我就试着离开讲稿上课。后来我能经常不用讲稿做一些即兴演讲，与此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