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言椒的建议
和平宾馆位于王府井金鱼胡同，地理位置非常好，因此，《历史研究》编辑部成为同行聚会的一个场所。作者、读者、学界老友，经常在此欢晤。人民出版社也相距不远，因此，该社编辑林言椒经常来聊天。外地一些作者找他，他也会经常带到我们那里去。《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不善待客，也没有自己掌握的招待费，到了吃饭的时间往往没有供餐表示。但只要林言椒在场，必定会利用他的交际费，邀请大家一起下馆子，为我们做了不少弥补工作，并促进了一些正当的学术交往。
他有时候也会约编辑部的人写稿子，《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就是他约我写的。作为“学点历史”丛书的一种，有很多框框，要强调路线斗争，还要强调“儒法斗争”。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强调革命路线，一方强调改良路线，因此，说是路线斗争当然没有问题，但我对“儒法斗争”本来就有保留，内心并不觉得两派的论争是儒法之争，因此写得有点辛苦。稿子交上去之后，出版社觉得我的“儒法斗争”写得弱了，“帮忙”做了一番“穿鞋戴帽”的功夫，加了不少“儒法斗争”的言论，才印出来。
1975年秋天，我回武汉之前，林言椒为我饯行。席间，他问我：“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什么规划？”
我说：“没有。”
他问：“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出面组织一些学者来写一部大书？”
“写什么大书？”我一脸狐疑。
“辛亥革命史。”
那时候，邓小平还在主持工作，大刀阔斧地整顿，各行各业都想有所作为。林言椒之所以会提出撰写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的设想，恐怕与此有关。我当时虽然对前路依然有些迷茫，但也有“想做点事”的冲动。听到林言椒的建议之后，脑海中又浮现起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关于将来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讲话。心想：林言椒的这一建议，不就是撰写一部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吗？我心头一热，应承下来。
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在搭建班子方面，我很担心仅仅依靠武汉的学者，恐怕不够。林言椒说：“我们可以‘联省自治’，联合中南数省的学者，通力合作。”
不久，他提出一个人选名单，包括湖南的林增平，四川的隗瀛涛，河南的王天奖，贵州的吴雁南等。隗瀛涛长年从事保路运动研究，王天奖从事白朗起义研究，都已学有专长。特别是林增平，早就出过一本《辛亥革命》的小册子，又撰写过上下册的《中国近代史》，富有科研和写作经验，并且已经是副教授，我还只是讲师，要是他能与我一起担任主编，那是最好不过。但他那时还没有获得解放，在一个茶场接受“改造”，我们只能等待机会。
在林言椒所提名单的基础上，我建议增加一个人，那就是林家有。此前，我与林家有已有接触。他性格直爽，在历史研究所工作。“文革”期间，历史研究所派性斗争严重，他的个性很强，因此处境不甚理想。他那时已决定离开历史研究所，回到中山大学。我看过他写的论述辛亥革命时期少数民族的文章，于是邀请他撰写这一部分内容，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