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戊戌年在北京的活动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与近代政治关系也最大。康氏自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南还，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再返北京，有两年的时间。此间他主要在粤从事授学、办报活动。丁酉冬胶州湾事件前后，康氏再次经沪抵达北京。
茅海建教授在最新研究中强调，康有为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代何廷光等港澳商人为巴西移民事宜到总理衙门疏通关系，这是以往学界很少关注的一个重要细节。[38]很明显，康氏此次北上是临时来京办事，并非要销假到部供职。只是抵达北京后，正值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京城内外群情激愤，才使他重新找到了两年前公车上书时的感觉，遂再次上书抗言，领袖群伦，成为京城中备受瞩目的活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说，康有为在戊戌年的脱颖而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商办巴西移民事宜搁浅、工部堂官拒绝代其条陈（《上清帝第五书》）的不利境遇中，康有为大显身手，策动给事中高燮曾上疏保举，历经周折，最终实现了上书皇帝的目的，由此开启了戊戌变法的历史序幕。在此过程中，张荫桓在幕后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且远远超过翁同龢。
康有为向工部递上条陈（《上清帝第五书》），请求代递的时间，约是十一月初。据康氏年谱，上书遭堂官拒绝后他曾与杨锐（叔峤）、王鹏运（幼霞）、高燮曾（理臣）等商议对策。因上书无望，遂有南归的决定，并拜谒翁同龢，投书告归。十一月十八日准备出发，行李已上车，翁同龢忽然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翁氏在光绪帝面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39]这是康有为对翁同龢如何举荐自己向世人所做的经典叙述，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其实，掩盖了“谋主”张荫桓的幕后活动有些情节并不可信。
茅海建先生据康年谱所述，认为康氏丁酉十月来京后多次与李鸿章（合肥）商议巴西移民事宜，并推测康“可能通过于式枚之介”得以与李鸿章建立了联系。[40]笔者以为此论值得讨论。康与张荫桓同乡同里，早已建立起深厚的私谊，况且，张还是总署的实权人物，康此行无疑是奔张而来，“屡与商议”者应是樵野，不可能是合肥。[41]同样，对康氏上书活动全力支持的人也是张荫桓。
张氏政变后曾对押解官员谈起康的上书活动：“兹祸之起，康有为固非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42]张氏此论难免有诿过的嫌疑，但是，也说明在康氏进用问题上，翁氏也绝非局外人。张氏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张曾介绍康往见翁同龢。康欲见翁，尚需张氏从中介绍，表明翁、康之间确实比较隔膜，绝不像康年谱所说的那么亲近。年谱中记述被工部拒绝后与杨锐等京官商议上书对策事甚详，独不言经张荫桓介绍拜访翁氏这个环节，这是有意隐讳。
张荫桓称翁氏先是拒绝见康，后来又将康“奏荐朝廷，拟召见”，翁氏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对此，张氏未做解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高氏疏荐是康有为变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来通过工部堂官代递条陈是康氏上书的常规途径，在这条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康氏调整了策略：一方面，在京、沪大量刊印散布《上清帝第五书》，扩大宣传，制造舆论，引起士林的关注与声援；另一方面争取一些京官的支持，另辟蹊径，运动言官上疏保荐。十一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高燮曾附片举荐康有为，就是康氏积极运动的结果。在这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中，高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