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翁氏的“荐康”之罪是莫须有。据张謇所闻，翁案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153]。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都对刚毅的做法有异议。[154]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认为将翁革职，属于“康有为案中诖误”，称翁氏与陈宝箴均为“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若力保康有为以至波及，闻翁中堂造膝陈词，亦是抑扬之语”[155]。本来，“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十倍）”之语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在与光绪帝的对答中所说的，随后还有“然其心叵测”一句，这种肯定康氏才华而诋其心术的评价，否定的意味更重，当时孙家鼐、陈宝箴对康也有类似的评语。不料，刚毅却断章取义，将“胜臣百倍”语作为“荐康”的证据。[156]可见，翁同龢革职是刚毅等人利用康氏在海外散布翁氏“荐康”说造成的舆论氛围乘机倾陷翁氏的结果。同日，与翁关系密切的开缺湖南巡抚吴大澂也遭革职。[157]这两起事件同时发生，正好说明翁氏革职是甲午后清廷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延续，“荐康”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清廷对翁氏“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的定论，对于康、梁展开保皇活动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稍后《清议报》发表的《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全面阐述变法与党争的关系，明确将翁说成是促成光绪帝赏识康有为的关键人物。他将上谕中“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意在举国以听”之句，删改为“翁同龢复面于上，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添作翁氏“荐康”的细节。[158]康、梁与刚毅一唱一和，既有当事人的公开指认，又有朝廷的官方定论，使翁同龢“荐康”的说法迅速传播开来，并深深影响了人们的历史判断。即使像宋恕这样的同时代人，也对翁的“荐康”深信不疑，甚至为昔日批评翁氏守旧的言论而感到歉疚。[159]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严缉康、梁，语涉翁同龢。谕云：
朕自冲龄入承大统，笃荷皇太后恩勤教育垂三十年。自甲午以来，时事艰难，益贫益弱，宵旰焦思，恐负慈闱会托之重，思缵列圣神武之谟。每翼得人以资振作。而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孰意康有为密纠邪党，阴构逆谋，必陷朕躬于不孝；并倡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谋，遂有改君主为民主之计。[160]
这里将翁之举荐与康、梁“阴构逆谋，几陷朕躬于不孝”之事相提并论，用意十分明显。二十一日翁氏从报章见到此谕，大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161]
翁氏在日记中再次以委婉的方式否认了上谕的指责，强调自己代呈康氏变法书籍只是履行公务，并暗示张荫桓与康氏进用的神秘关系。这种谨慎的辩白，比起康、梁在海外报章上连篇累牍宣扬翁氏“荐康”的声势，实在微不足道。
对于翁、张与康氏进用关系的认识，小说家高阳可谓独具慧眼。在高阳看来，翁同龢是醇谨之士，与康有为气味本不相投，无可交往；且翁氏居官，素持明哲保身之道，故翁不可能“荐康”，荐康的只有张荫桓。然则，翁同龢“荐康”之说何来？有两点原因：“一则是后党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故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其《自编年谱》中，虚构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162]高阳注意到了康、张、翁三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所谓翁氏“荐康”说与政敌陷害有关，这样的史识恐不能以小说家言待之。可惜，他的判断并未引起史学家的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