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人的干涉，张荫桓不仅暂时保住了性命，还获得了“非康党”的官方结论。这对他洗刷与康的私密关系十分有利。在西行途中，当押解官员询问“谕旨谓大人尚非康有为之党，康与大人同县同乡，康入总署，想常进见，康之逆谋，亦曾微露其机否？”张氏答曰：“康有为何足齿数，如此妄作，何异疯痰？谕旨谓我尚非康党，我罪爰从未[末]减，其实我岂屑党彼哉？既云我非康党，何以仍有此严谴，殊不可解。言罢长叹。”[143]张荫桓表现出“委屈”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
张“非康党”的上谕也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摆脱尴尬境遇带来了转机。尽管变法后期张、康之间已经出现分歧，但是文悌揭露康氏钻营张荫桓之事盛传于京城，令康处境尴尬，百口难辩。至此，康有为终于可以公开否认与张的关系了。他在八月二十一日首次就政变内幕接受《中国邮报》记者采访时宣称，在维新计划中，张荫桓与他没有什么联系；张荫桓是赞助改革的，但是并没有起积极的推动改革的作用。[144]对于文悌参劾康密结张荫桓并夜宿锡拉胡同张宅之事，[145]康氏辩解说：“吾累年来京，皆寓金顶庙，入城多宿于是……文悌心术诡诈，彼留吾谈而询吾仆从，曾访樵野，即以为吾宿樵野所，樵野无端被祸，实文悌妄指为之。”[146]又称：“张樵野之万里军流，亦为吾夜宿一言。”[147]其实，这样的解释实在缺乏说服力。
为了搪塞舆论，康有为还煞有介事地抛出了翁同龢“荐康”的说法。九月初二日上海《申报》转引了康氏八月二十一日在香港的问答：
我由湖北人御史高燮曾所荐，翁同龢及礼部尚书李端芬[棻]亦留意于我，有谓翁守旧党，实非也，实翁、李二臣屡欲荐我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我自蒙召见，即奉旨在总署行走。西历今正三号，曾与总署王大臣会议，各大臣皆以客礼相待，会议三点钟久……，会议翌日，恭王及翁师傅将所议具奏，虽闻恭王深赞我才，然当时所议亦不以为然，盖谓祖宗成法不宜骤变，惟翁则深韪其议。后蒙皇上许我具奏条陈政治，我即奏请皇上将中国旧习及祖宗成法变更，并劝皇上效法日本及俄先皇彼德，又请谕饬各大臣到宗庙矢誓力图变政……并请设十二局以分理庶务，此疏既上，闻皇心甚为嘉纳，允如所请，发交总署会议。
此时的李端棻已因“滥保匪人”被革职发配新疆，而翁同龢“荐康”之说则是首次被披露。康氏抛出此论，既有借翁氏之名掩盖张氏暗中举荐内幕以敷衍舆论的意图；同时也有攀附翁氏，藉其清望唤起士林支持保皇活动的目的。这篇采访谈话很快被上海、天津、台北等地的中文报纸转载，不仅翁本人看到了，在士林中也广为传播。
九月初七、初八日天津《国闻报》连载《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148]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准良上折，指斥《国闻报》“述康逆问答之词，以肆其指斥之意，吠声吠影，丧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闻述”，请求严厉查办。[149]当日上谕令直隶总督裕禄密查明确，设法严禁。[150]正是在康氏谈话四处传播的背景下，翁氏“荐康”说喧嚣尘上，翁氏政敌乘机推波助澜，巧妙利用，将翁罗织于康案，遂有戊戌十月追究翁氏“滥保匪人”之事。
十月二十一日，清廷颁布明发上谕，称“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151]这道谕旨出自刚毅之手，据称，“先一日，刚毅独对，褫职编管皆其所请”。[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