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认识和评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影响，学界是存在分歧的。事实上，当我们从思想史的层面着力分析康有为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时代意义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康有为在当时士林中曾有过多大的影响，无论其政治主张多么犀利和切中时弊，但是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他是很无奈的。身为额外主事，康氏职位卑微，根本无法与宋神宗变法时的宰辅王安石可比；[163]因而如何取得光绪帝信任、迅速进入核心决策层便成为康有为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他在京活动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不得不密结张荫桓，精心策划，煞费苦心，寻找终南捷径。可见，澄清康氏进用内幕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由于康氏骤然进用是沿着非正常途径实现的，以至被视为“钻营”“侥进”，当事人掩盖内幕并不意外。当戊戌年五月许应骙、文悌将张荫桓援引康氏之事揭破时，张、康不得不设法应对。从实际情况看，在援引康氏过程上，张氏始终欲借重翁同龢，共担责任，并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不料，却遭到翁的拒斥。因此，政变后张、康二人异口同声，将荐康的责任推给翁氏，不是偶然的，何况因英、日外交干预而产生的张“非康党”上谕，为他们掩盖真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翁氏“荐康”说传开后，刚毅等人又乘机罗织，将翁打入康案。在这场多种力量介入的政治斗争中，康、梁与刚毅、许应骙等人各得其所，张荫桓也得以暂避风险，只有开缺在籍、为慈禧所仇视的翁同龢再遭打击，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再次显示了它的神奇：当真正的荐康者悄无声迹地被淹没在茫茫历史中的时候，“维新第一导师”的桂冠却为翁氏赢得了后世的普遍敬仰。这大概是时人与今人始料未及的。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 本文系2010年5月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承姜涛研究员、茅海建教授、桑兵教授、李细珠研究员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在修改过程中又得到王汝丰、朱育礼两位先生的指教，特此一并致谢。
[2] 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以下简称《〈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多年来笔者与茅老师交流较多，屡受启发，兹再致谢忱。
[3] 其中茅海建、房德邻两位先生对乙未年康有为公车上书问题的讨论尤具代表性，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4] 目前出版的大部分近代史著作以及翁同龢、康有为的传记都持这种观点，兹不详举。
[5] 参见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185～210页。除了材料的局限，该文有关张、康关系的基本观点至今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