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来，无论是戊戌年四月翁同龢开缺事件，还是戊戌至庚子间整个清廷中枢的权力斗争过程，满汉对立在其中并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因素。至少，从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并不是以满汉的标准来选择用人。在军机处内部，也不存在分野鲜明的满汉对立。这些固然与乾隆以来通过各项制度加以保障的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统治政策有关，同样，也与慈禧在几十年统治过程中成功使用平衡各派政治力量的手法造成的客观效果有关。可以说，慈禧当政期间极力笼络地方汉族督抚实力派与满洲贵族实现共坐天下的宏图远略达到了预期目的。但是，在慈禧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时代，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辛亥时期革命党人宣传的满汉矛盾，特别夸大明末清初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声势上很大，这种宣传对国内社会民众的影响实际很有限。倒是载沣等满洲亲贵集团以他们实在的专权行为，首先在权力阶层内部制造出满汉裂痕，造成了统治阶级的分化和离心离德。一定意义上说，满汉对立在辛亥时期只是出现在统治阶级上层的一种现象，本质上说仍是一些政治集团间利益的角逐，并不涉及两个民族的关系。[42]在这个层面上说，当今学术界常常提及的“满汉关系”作为一种抽象出来的研究视角，在观照历史本身时常常出现蹩脚的地方，也就在所难免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 《清德宗实录》卷418，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己酉，《清实录》第57册，484页。
[2] 在1994年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及1998年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的学术研讨活动中，这个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热点，有关研究得到了新的推进。参见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析》；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上述三篇文章均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合编：《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一书。另见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载《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 这种倾向主要反映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自编年谱》以及一些研究论著中，兹不详列。
[4]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7页。
[6]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39～140页。
[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9页。
[8] 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上册，202页。
[9]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2页。
[10]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清季外交史料》第4册，3992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11] 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278页。
[12]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240～241页。
[14] 王崇烈：《〈翁文恭公传〉书后》，转引自谢俊美：《关于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278页。
[15] 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5、3136页。
